党课教育 从“一大”代表人生结局感悟信仰
96 年前的那个 7 月，13 个中国青年怀着民族振兴、救国图强的理想来到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李达、李汉俊、刘仁静、包惠僧、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若干年后，因为信仰的执着与坚守程度的不同，他们的人生际遇有了很大差异：有的坚守信仰，成就了一番伟业，有的背信弃义，违背了革命初衷；有的为革命献身成了名垂青史的烈士，有的丧失气节，成了世人唾骂的汉奸、有的作为开国领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的如过眼烟云，默默无闻。他们的悲喜、荣辱与成败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坚守信仰。
从“一大”代表的人生脉络中，触摸信仰的强大力量 什么是信仰？《 现代汉语词典 》 的解释为：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
《 辞海 》 的解释为：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这两部权威词典对信仰的阐释都着重在极度信服和尊重上，可见信仰不是一般的相信和尊重而是超出外物上升到一个已经无法超越的高度，指引着人的意志和行动，对于人的一生至关重要。
信仰是前行的明灯，它引领人生方向。一位哲人说过，人生重要的不是所站立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13 名“一大”代表中，张国焘、刘仁静来自北京小组，邓恩铭、王尽美来自济南小组，李汉俊、李达来自上海小组，董必武、陈潭秋来自武昌小组，毛泽东、何叔衡来自长沙小组，陈公博、包惠僧来自广东，周佛海是从日本赶回来参会的是唯一的境外代表他们因为共同的信仰，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原点，也因为信仰的不同，从这个原点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甚至成为对立面。最终结局可归为五类：
一是奋斗终生类（2 人）——毛泽东、董必武。他们一直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参与并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二是英勇献身类（4 人）——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王尽美。在为信仰奋斗过程中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被敌人杀害，英勇牺牲；王尽美身患重病，为党的事业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们载入史册、永垂不朽。
三是身离心仪类（2 人）——李达和李汉俊他们虽然脱党，但不放弃信仰。李达两度脱党，三度入党一直潜心研究党的理论，被毛泽东称为‘理论界的鲁迅”，李汉俊脱党后，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后被军阀杀害。
四是误入歧途类（2 人）——刘仁静和包惠僧。他们脱离革命走向人民对立面然后迷途知返，再度寻找组织，但没能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痛苦与悔恨中终其一生。
五是投敌叛党类（3 人）——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张国焘叛党后客死他乡，陈公博、周佛海成了大汉奸被处以极刑。信仰不同或信仰的坚守程度不同，人生结局也
不一样。信仰坚定才有正确的人生方向，才能成就辉煌的人生。而理想错失信仰缺失，前进方向便会迷失，就可能要走歪路、邪路甚至是绝路。
信仰是不灭的火焰，它激发人生动力。对于一个人来讲，信仰是催人奋进的强大动力，对于一个政党来讲，信仰是凝神铸魂的伟大旗帜，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信仰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分析“一大”代表的背景材料可以看出，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家庭条件好，除王尽美、周佛海两人家境贫寒外，其他代表家庭都比较殷实，陈公博还是广西总督陈志清的儿子。二是教育程度高，有 2 名秀才、8 名大学生、2 名中师毕业生，仅邓恩铭1 人为中学生。三是平均年龄小平均年龄 28 岁，最小的刘仁静才 19 岁。四是能力素质强。有的参加过辛亥革命，有的参加过五四运动，有的是学生运动、农民起义、工人罢工的组织者，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如果不投身革命他们都可以谋个一官半职，过上安逸的生活。但他们为了理想信念聚集到了上海．董必武是清末秀才但他毅然抛弃封建功名，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1911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他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人生转折，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他一生不变的信仰。何叔衡 44 岁是“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年长者，1903 年考中秀才，县衙安排了一个管钱粮的差事给他，但他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便回乡办私塾，甘当穷秀才。1913 年他到长沙报考第四师范学校后并入湖南一师，
与小他 17 岁的毛泽东成为挚友，开始接触新思想走上为信仰奋斗的征程。从“一大”代表不同的人生结局中可以感受到不同信仰所产生的不同力量。信仰偏了，能力越强，危害越大。张国焘曾经是我们党的重要人物，领兵 10 万，陈公博是汪精卫政府的二号人物，在汪精卫去世后当过汪伪政府的代主席，周佛海曾是蒋介石的“文胆” , 曾任汪伪政府中央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长等职。但是信仰的裂变，让他们迷失了方向。张国焘拥兵自重，另立“中央”。陈公博、周佛海成了大汉奸。审判后陈公博临死前给蒋介石写信鼓动反共，“公博虽死，决无怨言。悬悬放不下的，还是共产党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不得不尽量和先生说，或者将死之言可以感动先生”。他至死不改反共嘴脸、汉奸本性。
信仰是精神的支柱，它决定人生高度。一个人有了信仰，可以抛弃一切私利，克服一切困难。失去信仰，也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一大”代表中有 7 人在解放前离世：王尽美英年早逝，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等 3 人英勇牺牲，李汉俊被军阀杀害，陈公博、周佛海被处极刑；解放后离世的有 6 人：张国焘客死他乡，李达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刘仁静遭车祸致死，毛泽东、董必武、包惠僧自然去世。最早离世的是王尽美（1925 年），最后离世的是刘仁静（1987 年）。但他们的人生高度不是以人生的长度来衡量的，而是以他们坚守信仰以及为之的奋斗来衡量的。他们的人生高度应该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伟大。毛泽东、董必
武、王尽美、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等属于此类，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第二类高大。李汉俊、李达属于此类，他们走过弯路但为人民做出过有益的贡献。第三类：猥琐。刘仁静、包惠僧属于此类，他们因信仰的摇摆一度走到对立面，党和人民最后包容了他们，但他们的形象是猥琐的。第四类：败类。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属于此类，张国焘活得最长。1935 年，张国焘成为拥兵 8 万的红四方面军统帅，是实力最强的一支红军的领导人，1938年他脱党叛变成为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属下的少将主任，1948年底，张国焘见国民党大势已去移居台湾，但不被国民党待见，只住了一年就迁居香港，1968 年，张国焘远赴美国纽约投奔儿子；1974 年中美关系复苏，他惊惧之下前往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 12 月，张国焘在加拿大一所基督教会办的养老院活活冻死，时年 82 岁。最早离世的王尽美参加“一大”时 23 岁，27 岁离世。这位山东农村的佃户子弟，认定共产主义理想是无产阶级“尽善尽美”的社会理想，把自己名字改为“王尽美’，成为职业革命家，后因积劳成疾，留下遗嘱“希望全体同志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和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王尽美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人生是伟大的。
从“一大”代表的人生沉浮中理解信仰的深刻内涵。
信仰不是虚无飘渺的，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它是深刻的，有着深刻的含义也是丰富的，有着丰富的体系更是具体的，有着具体的要求。从“一大”代表人生结局可以看出信仰至少包含以下
五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理论上要很清醒。董必武、何叔衡是前清秀才，李汉俊、李达、董必武、周佛海、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陈潭秋等人是大学毕业生，李汉俊、李达、董必武、周佛海等人曾留学日本，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等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毛泽东、王尽美为中等师范毕业，中学学历的仅邓恩铭一人。他们的学识不能说不渊博，但有 7 名先后脱党或被清除出党。1922 年陈公博脱党，1923 年李达脱党。1924 年李汉俊、周佛海、包惠僧三人先后脱党、1930 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 年张国焘被党开除。可见学识渊博与理论清醒是两码事。理论上不清醒行动上肯定要出问题。19 岁的刘仁静是“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是五四运动的急先锋、火烧赵家楼的参与者。1926 年，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1929 年回国途中，刘仁静转道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国后投入陈独秀门下，自命为“中国托派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他先是被中共开除，1935 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发表文章检讨自己主张，又被认为背叛了“托派”。1948 年刘仁静以曾为共产党头面人物身份写反共文章赢得南京国防部政工局专员一职。1950 年 4 月，刘仁静赴北京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写信，请求中央处理表示拥护中共领导。纵观刘仁静的一生，从 17 岁开始，他投身革命长达 10 年，这 10 年他的生活格调是红色的，充满了热烈，尔后他的生活格调是灰色的，情绪低落。他成为托洛茨基
最忠实的信徒长达6年，后被捕入狱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待了2年。出狱后，为了谋生又投靠了国民党长达 12 年，1949 年后他认错回头，最后 38 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和养老。理论上不清醒，政治上缺定力，有了这种人生结局就是情理之中。理论上清醒了，信仰才能坚定，人生才不会迷失方向。李达和李汉俊虽然脱过党，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改变后来的人生道路虽然有过曲折，但一直为党工作，为信仰奋斗。李达两次脱党、三次入党，一生致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办了党的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解放后担任首任武汉大学校长，但不幸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其夫人王会悟是参与“一大”工作的唯一女性，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见证人，一生默默协助李达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革命活动毛泽东称他们是“真正的人”。李汉俊是“一大”报告的主要起草者。‘一大”后，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一致而脱党，大革命失败后，李汉俊掩护了董必武等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27 年底被军阀以“共产党首领”和‘密谋暴动”等罪名逮捕并杀害。1952年 8 月毛泽东亲笔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这是对他的最好褒奖。
二是立场上要很坚定。信仰是一种坚守，容不得半点的含糊和动摇。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几经沉浮，依然立场不变、信仰不改。1936
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曾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主义，正如他在 90 岁生日的题词总结自己的一生：“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反观 7 位脱党或被清除出党的‘一大’代表，立场摇摆是他们的共性缺点。陈公博、周佛海是最坏的典型。陈公博少年时就随父亲参加反清秘密会党活动，决心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青年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尔后脱党，参加国民党追随、效忠汪精卫，大革命时期他以国民党“左派”自诩。大革命失败后，他成为拥汪反蒋的改组派代表人物，汪蒋合流后，他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抗战爆发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汪伪政权的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一生在政治上变化多端，是一个没有固定信仰的政治摇摆者。周佛海参加“一大’时就争地位，正如他在回忆录中谈道：“诚人不讲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领导者。”后来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他带情人私奔日本，回国后一头扎向国民党，抗战时他又追随汪精卫，见日本大势已去又归顺戴笠的军统。周佛海从来就不是革命者，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家，陈公博、周佛海二人从来没有真正在思想上加入共产党，只是一时因追求新奇而对共产主义理论产生兴趣，随后便不愿参加艰苦危险的建党工作，为个人追名逐利，变成共产党的敌人、民族的败类。从陈公博、周佛海政治转向的轨迹可以看
出，为个人利益而无政治立场、无原则操守的人迟早要出问题。
三是使命上要很担当。信仰不是物质的崇拜、私欲的膨胀，而是价值之所在、使命之使然。电影《 建党伟业 》中有一个镜头：陈公博和老婆在饭店里乘电梯，他老婆嘴里不住磨叽着：“全国一共几十个人，推举你们十几个人开会，这么一个党还想闹革命”，这话让陈公博十分尴尬。而在“一大”闭幕后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则发出了“如果我们努力奋斗，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就有可能统治中国”的豪言壮语。当时全国共产党员仅 50 多人，别人听了毛泽东这话都会以为是天方夜谭。历史就是这样，把使命赋予了共产党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人，把使命担当起来了，成就了一番伟业。这番伟业是先烈们的牺牲奉献换来的。何叔衡与毛泽东是至交挚友，“一大”后，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任组织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每天拄着拐杖早出晚归，从不言累，努力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1935 年 2 月 21 日，他和瞿秋白、邓子恢从瑞金向闽西转移，被国民党保安团包围，60 岁的何叔衡壮烈牺牲。陈潭秋历任华中、东南、华北、东北、华南和西北党的负责人，经常临危受命。1939 年 5 月陈潭秋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时，接到中央命令让他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因蒋介石暗中勾结盛世才‘剿共”，党中央指示让在新疆工作的党员全部撤退。陈潭秋制订了分三批撤退的计划：负责干部和航空队第一批走，老弱病残和家属、小孩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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