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是美盲，
对中国美术史负面影响大于正面
徐悲鸿已过世，我跟他无怨无仇。但是我客观地讲，他对中国美术史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世界上的现代艺术已相当普遍了，唯有中国对于西方现代艺术，一直排斥的，徐悲鸿起了相当大作用，他骂中国出了世界上的奴才。
他对现代艺术深恶痛绝，因为他不喜欢，他不懂，他不理解，他对现代的美没有感觉。在他这个引导之下，对中国的美术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徐悲鸿公开讲，要写实，但还要有想法，要根据想法画。所以他说自然主义是看什么画什么，没有自己主观，说自然主义是懒汉，要打倒，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他这种观点统治了中国美术，对中国美术绝对起负面作用。今天我这样讲可能早一点，再过十年二十年，这个徐悲鸿在中国美术史上起什么作用自有公认。
徐悲鸿有很多私心的，他要培养他的学生，培养他的什么人，他有他的个人目的。有很多旧社会的东西在里面。
他也能画，画得还不错，正因为这样，国民党官僚还能够用他、重视他，他很能活动。但是他画了一个《愚公移山》这些东西，我觉得很难看、很丑，画得很差，他的画我不喜欢，不美。你们可以把徐悲鸿作为画家、画匠、画圣，但我认为他是美盲，他美感非常差劲，很多东西很丑，不过他是美术活动家，而且相当有能量，因此他影响中国美术很多年。
姜峰与赵无极，大院破房里的交往
我同姜峰之间的观点很敌对，我们两个后来见面都不招呼的，但有一次他还到家拜访过我。
这使我很惊讶，因为姜峰一直把我看成是资产阶级，总是批判我，有机会就要在公共场合批斗我。当然我们之间没有和谐。在我们看来他是为保护共产党而很左，结果成了右派。以后就销声匿迹，他基本隐居就不出来了。
这样过了相当长时间，我住在什刹海边会贤堂一个很破的房子里，大杂院。有一天我回去，门上留一个条子“姜峰来访”，我大为惊讶。这个机会失掉太可惜，姜峰来看我，这个我觉得太有意思。
后来过些时候，在路上、街上碰到，他很客气，他说你风景画画得不错，可以搞一个展览，但是还不到时候。
姜峰是为了党。第一次开全国美术界理事会，他骂抽象主义，他不能接受，骂到抽象派的时候，一下子他脑溢血晕过去，后来赶快用硝酸甘油给他救过来，很幸运救过来。
后来隔了几个月，又开常务理事会，又谈到抽象派问题，他就大骂，一大骂的时候又晕过去，这一次没救回来。
他是为了保护共产党的路线，抨击抽象派而殉职的，但他这个人人品很正直，观点很明显。
那个破宅院，赵无极也去过。当时，赵无极住北京饭店，因为是留法的老同学嘛，不管怎么的，刚好回来了，他说到我家来吃饭。到我家里吃饭可以，我说吃饭你先上厕所，我家里没厕所，因为破宅院脏得不得了，无法走进厕所去，我说你少喝水。后来他到我家里来，我用绍兴的黄酒招待他，他很爱喝，喝了不少黄酒。他说要上厕所，我就把他带到院子外面，街道厕所好一点。
那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落差，但是我不服气，因为我觉得他走的路，不是我要走的，完全是两条路，我们虽然过去是同学，在法国也碰到过，但是他顶多在法国画苑开一朵玫瑰花，顶多是开（法国的玫瑰花）。几十年以后看，他没有实际东西，没有个人，他从法国学来，拿一点中国味道，加一点中国东西进去，在西方学者看来比较新鲜。
我回来完全是走苦难的路子，我的路比他苦得多，但是我同他方向完全不一样。
历史不能重复。像我们国民党长大，后来到巴黎去看看世界，回国后受到这样苦难，这样的道路恐怕没有人走了。
潘光旦和梁思成的思想改造
土改的时候，我参加了土改参观团。那时候都是老教授，大部分都是刚刚留学回来的，组织我们去参观土改，受阶级教育，告诉我们地主怎么样剥削农民的。我们看了以后效果相反，农村剥削也许有，但是并不明显，相反我们看到农民打地主，打得很厉害。
有些老师也讲，并没有感觉地主那么恶，因此觉得土改太过分太没有人性了。
现在我回想起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清华的潘光旦，被批判得很厉害，他后来作检查，他讲了几句话我觉得很感动。他说，“我到乡下去改造，农民看到我拿手帕，他们以为是丝的，其实是布的。后来我拿把烟来，让农民抽我的烟斗，农民看我抽的烟，说跟他抽的烟是一样，我感觉心里很愉快。”
再一个是梁思成。他当时在清华讲中国建筑史，我也是那里的副教授了，但是我没有学过建筑，就去旁听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梁思成第一堂课的时候，听的人很多，还没有开课就满满的。梁思成就在口袋里拿出一个红本本来，那是工会会员证，他举高高的，“现在我是工会会员了，我是工人阶级了”。这时候他还没有讲课，就讲我是工人阶级了，觉得非常得意，知识分子当时还不是工人阶级，能够得到工人阶级很不容易。看了这件事情之后，思想感受是相当的震动。
董希文劝我进中央美术学院
我从法国一回来，教育部就给我分配工作。当时美术没几个学校，我本来想到杭州，我的母校浙江美术学校。后来我的一个同学叫董希文，就是画《开国大典》的，他就在中央美术学院，跟徐悲鸿的关系也还不错，他也能画现实，也能画抽象的。
他同我的关系非常好，他劝我，他说“你不要回到杭州去，还是留在北京，北京是政治中心，毕竟艺术方向掌握得比较好。”当时我住在西单的回国留学生招待所，他从我这儿借了一些画，借了我一些从法国带回来的人体画，说回去看看。他借回去看了几天送回来，其实董希文非常仔细，他不是借回去看一看，他借回去给学校领导，给学校校委会看，他想聘我回中央美术学院，后来领导看了以后同意了，他很高兴，他送回来时说，“你不要走了，你留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要聘你了。”
我说我留在这里徐先生（指徐悲鸿）能容忍我这个观点吗？他说老实告诉你，今天是党在管文艺，徐先生他已经不是，他有政治地位，但是没有政治质量，他管不着，不用害怕。这样我就留下来，留在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他有责无权了，他管不着了，如果他管的话我不可能留下来。
天葬林风眠
林风眠生前潦倒，死后亦无鲜花，他以骨灰化作花肥。
政治标准第一，“写实主义”称霸，令双百方针成为空话。林风眠领导的杭州艺专坚守艺术本体，张扬个性，强调色彩及艺术品位，对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完全开放，学生大多陶醉于现代艺术。
今天看来，当年林风眠的教学思想，追求的是现代艺术，思想的创新，情感的表达。对裹足不前的中国现代美术，起到了根本的变革。但在当时，这一教育思想并不受官方重视。
林风眠不会得到国民党政要的欣赏，而徐悲鸿画的国民党上层人物肖像受到激赏。林风眠唯一得到过蔡元培的支持，其后，他在政治上从来不活动，偏居杭州，和南京政治中心几乎没来往，加之他的创作题材不以政治价值为取向，打破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时弊，杭州艺专一直处于被冷落的边缘。在这样的环境下挣扎生存的青年学生，明知毕业以后找不到出路，仍然一往情深地追求艺术真谛，这种真挚的艺术情感，培养了李可染、朱德群、赵无极、罗工柳、董希文等一批出色艺术家。
温良恭俭让的林风眠，对待艺术观念及创作态度丝毫不苟且。林风眠被免去杭州艺专校长职务后，落难于重庆，住在重庆南岸一家工厂的仓库里，孤身一人到公共食堂打饭吃，但整日作画。李可染去看他，见他用简笔画马，一天画了90幅，稍不满意就重画。李可染说废画三千，我看是受到林风眠的感染。八年抗战结束，他坐飞机回上海，机场对旅客行李磅限严格，为了将水墨画带走，他把所有的行李都丢弃，满怀希望地带回了上海。后来，在“文革”期间，他被迫将自己的作品撕碎后从马桶冲走，人被关进提篮桥监狱。
1987年9月香港艺术中心为我举办回顾展，开幕在晚间，已记不清主持的领导官员们，我一味等待林风眠老师。我们说好去接他，他说有人送他来，其实他是坐出租车来的。我一直紧跟他看每一幅作品，同行们也一直围着，笑眯眯的林老师却一言不发，最后他只说了一句评语：基本功不错呵。
后来，我和妻去访林风眠老师，他先在电话中问有无别人，我说没有。本来是有几个人想乘机跟去的，但林老师总是闭门谢客。他极少出门，偶然在街上被人认出：“你是林风眠先生吗？”他连忙说：“不是，不是。”
找到他的寓所，按铃，他亲自来开门，倒茶，他说义女冯叶去巴黎了，家室空空。老师如深山老道，无发无须，自兼打扫佛堂的小和尚。我想看画室，他说没有什么好看的，乱七八糟，看来画室不大，反正他经常作四尺对开的画幅。幸他身体健康，后几天冯叶回来，他安排我们到最新建的大厦用自助餐，我和妻注意到他喝啤酒和吃肉都比我多，甚感欣慰。
许家屯先生为贺我画展宴请少数宾客，他很高兴终于请到了林风眠，席间大家对林老师最感兴趣，因难得一见。林老师也很高兴，说话不少，说他本名凤鸣，自己改为风眠，不叫了，在风里睡觉了。别人问他每天什么时候作画，他说多半在夜里，大家叹息无法看到他作画了！我插话：“作画像下鸡蛋，你看着她下不出来。”满席大笑，林老师也咯咯地笑，像个孩子。其实，真正画家下的蛋是带血的，林老师夜半所下的带血的蛋往往被美展拒绝。
今日，拍卖行遍及各地，其中林风眠的作品大量涌现，但专家及有心调研的人，都认为出现在拍卖市场的林风眠作品，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伪作，丑陋的伪作掩埋了林风眠艺术的高贵品质，其艺术被抹黑，从此，人们不识庐山真面目。我感到仿佛将林风眠的尸体置于西藏高山，被群鹰啄食，此为天葬。一生忠贞艺术的林风眠，最后却享受了天葬。
有一次，拍卖行出现八到十幅林风眠巨大册页，作品十分精美，而且囊括了林风眠代表性题材，是林风眠题款给蔡若虹的。蔡若虹当年掌权美术界，他是批判林风眠的主将，或幕后策划者，他居然拥有如许精品，看来，林风眠是战战兢兢奉命特意给他画的。
林风眠在香港曾对我说，离开上海时，上海画院只许他带走40幅画作，扣留了百余幅作品。林风眠到香港后，不得已写信将这批画送给国家。为此事，我特意偕老同窗郑为到上海画院，要求观看这批作品，程十发院长看在情面上，特例打开藏画禁区。我们通过双重门，双重锁，看到数十幅老师的作品，我们认真看了一遍，有精品也有画稿。离开后，郑为说，他以前见到的远不止这些。作品的下场无从知晓，林风眠的作品随其身躯一同天葬了。（资料来源：《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吴冠中百日谈》，吴冠中口述、燕子执笔，东方出版社；电视节目“吴冠中访谈”采访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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