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现辽代建筑那刻起

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这是中国人首次用科学方法对辽代建筑进行的研究，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研究的科学阶段由此开始。之后他实地考察了大量华北的辽代建筑遗存，发表了重要的调查报告和测绘图。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年到1966年，各地文物单位对已知辽代建筑进行勘查和维修工程，从而发现更多新材料，并对以往某些认识作出修改；发现了新的辽代建筑实例，其中以考古发掘的墓葬、城址等为多。1959年至1966年，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以当时已知辽代建筑实例为基础，对辽代建筑情况进行了总结综合和升华研究。从此辽代建筑走入了我们的视野，开始了它们漫长的“诉说”。

文物的彰显

创始人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讲演词》中提出“吾民族之文化进展，其一部分寄之于建筑，建筑于吾人最密切，自有建筑，而后有社会组织，而后有声名文物。其相辅以彰者，在在可以觇其年代，由此而文化进展之痕迹显焉”。

伊东忠太在学社讲演时称“在支那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由此可见初期中国人的古建研究状况——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尚未开始如日本研究者般展开实地调查，而只做文献搜集、考订工作。陈明达在《古代建筑史研究的基础和发展》指出1931年梁思成到社后，学社才开始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近年亦有学者提出，1931年关野贞与竹岛卓考察独乐寺并断定其为辽代建筑后，学社才从中感到实地已考察的重要性。

日本之技国人之情

1932年4月梁思成在前往蓟县独乐寺调研之前，关野贞已根据他在1918年对大同华严寺的考察所见形制，推测独乐寺观音阁为辽代建筑，并在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和阈铎所搜集的文献资料中得到证实。与此同时，梁思成通过研究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对照故宫实例向老工匠学习，编写《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对清官式建筑做法进行初步研究。他从日本人的工作和对清则例的研究中已体会到实例考察的重要性了。

1931年秋梁思成便有赴蓟计划，惜“行装甫竣，津变爆发，遂作罢”。至1932年3月《清式营造则例》脱稿，4月始成行。在其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的绪言部分，梁思成论述了“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的观点：“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造形美术之研究，尤重斯旨。”由此，梁思成提出了中国建筑史学界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测绘。

而此行前，他翻阅了当地方志、通过收集有关传闻和实物照片，对调查对象有大致的了解；到达实地以后，现场普查，抄录碑记、访问当地老者，接着逐部测量、速写、摄影；最后从调查地归来，先整理、查阅史料以考证该建筑物的历史沿革，并绘制现状图，然后将各做法与宋代《营造法式》和清代《工程做法则例》相比较、推证原状图，最后分析结构、鉴别制度、撰写报告。这是中国人首次提出建筑史学界调查测绘工作的程序和方法，也是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在实践中的初次尝试。

次年，以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和文献部主任刘敦桢二人为首的一些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前往大同调研，之后梁、刘共同发表了《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纪行部分的一段话可谓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方法论核心：“我国建筑之结构原则，就今日已知者，自史后迄于最近，皆以大木架构为主体。大木手法之变迁，即为构成各时代特征中之主要成分。故建筑物之时代判断，应以大木为标准，次辅以文献纪录，及装修，雕刻，彩画，瓦饰等项，互相参证，然后结论庶不易失其正鹄。本文以阐明各建筑之结构为唯一目的，于梁架斗棋之叙述，不厌其繁复详尽，职是故也。”

这段话首先指出了中国建筑不同于西方建筑的最显著特点即是“皆以大木架构为主体”。特点决定了中国建筑的年代判断方法，“应以大木为标准”，其次才是文献纪录等等；然而文献、装修、雕刻、彩画、瓦饰各项也是有辅助作用的，要“互相参证”。这个年代判断方法决定了研究者的调研报告要以“阐明各建筑之结构为唯一目的”，调研的时候要对“梁架斗棋”的情况有最清晰详尽的掌握，以准确说明判断年代的依据。这就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年代判断方法和调研方法作出了方法论总结，奠定了此后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石。

1935年林徽因、梁思成发表了《平郊建筑杂录（下）·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如文题所述，文章以北京广安门外天宁寺塔为例，从各方面详细阐述了鉴别建筑年代的方法。它强调了正确的研究方法，也对南北朝、唐、五代、辽、宋、元、明各时代构件形式与风格有一定的分析与总结，可以说是梁、林乃至学社成员几年来调研的心得成果之一。

1936年刘敦桢外出调研写下的《河北、河南、山东古建筑调查日记》，是有别于调查报告的日记体。除纪行和记录工作进度外，主要记录所考察实例的特别之处和现场的想法。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中国营造学社暂时解散；1938年，学社在西南由梁思成、刘敦桢带领成立分社。东北、华北已被日本侵略者所占，学社失去了对辽代建筑实地研究的条件，对辽代建筑实例的研究被迫暂停。

1942年梁思成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其中辽、宋的文献资料由林徽因负责收集，1944年成书。此前，日本人伊东忠太有《支那建筑史》，由于材料限制，止于六朝，未涉及辽代建筑。1934年中国人乐嘉藻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在梁思成看来却不能称其为“史”。因此，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是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完整、系统而科学的中国建筑史。

百废待兴后的发展

新中国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从1950年到1955年，文化部文物局和地方文物部门组织了对一些重要古建筑损毁状况的勘察，为今后基本修缮和大型保护工程作准备。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活动是在1950年7月，由文物局组织考古和古建筑两方面的专家组成的雁北文物勘察团前往“雁北地区”勘察，并出版了《雁北文物勘察团报告》。报告集里，关于辽代建筑的文章有刘致平的《古建筑勘查综述》、《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筑勘查纪要》和莫宗江的《应县、朔县及太原晋祠之古代建筑》。他们考察并判断为辽代建筑的有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善化寺普贤阁、大雄宝殿和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由于他们的考察目的在于文物保护，所以基本沿袭了前人的学术研究结论，将重点放在确立国宝级文物保护单位，开列各细部损毁状况清单，根据当时财力和人力条件分轻重缓急地提出修缮步骤和建议等工作上。在修缮步骤上，他们也沿用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方法和建议。

限于当时的人财物力，文物建筑保护工作须寻找重点中的重点进行，确定一个大型修缮工程前要反复勘察。1952年罗哲文为准备修缮工程而再次前往“雁北”，写出《雁北古建筑的勘查》，对适合和有能力进行重点修缮的建筑提出建议和具体实施方法，对其它建筑在1951年、1952年所做的基本修缮进行检查，并再次记录现状，提出短期修缮建议和长期修缮中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在修缮工程中不但对文物建筑进行了基本的保护，更宝贵的是在1953年对山西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善化寺普贤阁的维修中均发现了梁上的金代题字，解决了此前对建筑年代的争议。年代问题的解决不仅为后来的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此建筑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也为如何鉴定古建筑年代提供了新的认识。

1957年刘致平出版的《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一书行文简洁而较多综合性的思考。该书对建筑先按照类型分类，在每种类型内再以年代为轴叙述，这种体例与此前的建筑史不同，然而具有别样的优点：在每种类型内可以大跨度联系和对比各年代的同类建筑，依年代演变的线索显得更清晰更连贯。同时，作者对类型的划分严谨而精准，对模糊之处做了考证。

1966年陈明达经过详细实地测绘和对数据的分析研究，发表了《应县木塔》这部专论。在实测所得精确数据的基础上，作者从数据中总结规律，以材为祖，寻找决定全塔设计手法的模数，并由此推测当时塔的设计方法与原则，得出了新的结论。

从1959年到1966年，刘敦桢主编完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史》。它首次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明确分期。由于唐代及其以前的建筑实例稀少，而辽代建筑是从唐过渡到宋、金的关键，所以辽代建筑实例是衔接唐代以前和宋代以后建筑历史的重要部分。可见，此前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研究成果不仅构成中古时期建筑研究的主体，还使整个古代建筑史分期成为可能——由辽代建筑实例承上启下，结合其它时期的资料，才使研究者们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整个构架和脉络有了清晰的认识。

在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研究过程中，随着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不断增多和更新，研究思路不断拓宽，由此对辽代建筑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这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的深入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对辽代建筑实例进行的研究，为早期解读中国建筑史的重要文献《营造法式》作出极为关键的贡献；后期，对辽代建筑的深入研究又大大推动了对《营造法式》的进一步研究和认识。此外，一些学者运用考古学、科技史、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结合实例对辽代建筑的若干方面作出分析，为加深对辽代建筑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重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