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锡祥:哈雷的中国梦

领导人占了四成。“解放前哈雷在中国的知名度就很高，1983年随着《福布斯》杂志的老板福布斯飞热气球到中国，并带来三辆哈雷摩托后，哈雷摩托热重新开始升温。”

2007年，哈雷公司总裁詹姆斯·奇默尔就把市场开拓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尽管一部哈雷摩托车动辄标出25万到5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尽管目前中国已有大约170个城市限制发展摩托车，但中国有13亿人，只要有很小一部分人对哈雷感兴趣，那已经非常令人兴奋了。” 奇默尔的估计乐观但谨慎。

现在，江锡祥的目光更加热情和充满期待：“哈雷不仅是摩托车厂商，还提供生活方式，衍生产品可以容纳更多的客户参与我们的品牌。通过几年的努力，在中国培育起更加多元化的车主结构—不只是中年男性，也要有女性和更年轻的车主。”

在江锡祥看来，正如哈雷冠名的中国当代艺术臻品大赛—“梦从东方起”一样，哈雷的梦想，在东方。

链接·那些逍遥骑士

当刘生骑着一辆红色的哈雷“胖仔”行驶在北京四环附近一带嘈杂的马路上时，他看上去像个沉着冷静的警官。施瓦辛格扮演机器人“终结者”时，就是骑着这款摩托，征服了千万影迷。刘生是美国一家电子设备公司的中国总裁，在北京他所投资的一处汽修厂大院内，5辆属于他的哈雷摩托车靠墙逐一排开。加上存放在朋友那里的两辆，总共拥有七辆哈雷的刘生绝对称得上哈雷发烧友。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辆哈雷？他的答案是：“每辆都有不一样的味道。” 是的，他用的词是“味道”。对他来讲，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骑着哈雷出行，都是安抚情绪的一种极佳方式。“有时候就算不骑，看看它，擦拭一下，就会忘掉一些事。”

刘生这样的哈雷痴迷者不是孤单的。全世界有数不清像他这样的哈雷痴迷者。在美国本土，哈雷摩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摆脱以前主要作为嬉皮士坐骑的印象，转而成为律师、牙科医生、互联网工程师、广告公司艺术总监、媒体记者、甚至是政府要员和明星大腕等社会中上阶层的玩具。由于价格昂贵，平均价格为2万美元—一部中档汽车的价格，它也被称为成功男人的玩具，在美国，哈雷消费者的平均年龄为46岁，典型用户就是事业成功、拥有财富、掌握权力的男性。

自二战以后，哈雷就被美国的流行文化接纳，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符号。在1969年上映的公路电影《逍遥骑士》中，夸张的高高的车把，闪亮的排气管，震耳欲聋的轰鸣，还有长发披肩、奇装异服、戴着墨镜的骑士—这成为哈雷骑士的经典形象。

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如同一群在社会生活中左冲右突的困兽，但他们最终在哈雷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那种纯金属的坚硬质地，炫目的色彩，大排量、大油门所带来的轰响，甚至烫人的排气管，都让他们疯狂。

上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嬉皮士”们早已不见踪影。但哈雷迷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1983年，哈雷车主会成立，使哈雷迷们更加亲密。哈雷也在不知不觉中，由叛逆群落向主流社会渗透。特别是90年代后，白领人士面临日益增大的心理压力，他们越来越渴望有一种可以释放和解脱的方式。哈雷实现了品牌的成功转型，成为成功人士休闲的首选。

2010年7月，俄罗斯总理普京赴乌克兰进行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并与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在位于克里米亚的邸宅会面。见面结束后，普京换上一身黑衣、戴着墨镜和黑色手套，骑着一辆哈雷摩托驶入克里米亚半岛黑海港口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一个摩托车拉力赛分站赛的比赛现场。下车后，普京走上讲台，向场下7000多名摩托车爱好者问好。他面对欢呼的人群用乌克兰语说了句：“摩托车万岁！”引来全场掌声雷动。

毫无疑问，哈雷拥有一批死忠的顾客，他们甚至将其品牌标志刺在自己的胸口—能“获此殊荣”的企业，只此一家。

除了普京这样的酷哥，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也是哈雷车主会的名誉会员。2006年，小布什造访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雷摩托车工厂，着实酷了一把。面对眼前琳琅满目的新款哈雷摩托车，小布什爱不释手，跃跃欲试。虽然当天穿着的是正装，但是小布什戴了一副紫色的墨镜，骑在酷劲十足哈雷摩托上，气势十足。

对这些昂贵的玩具，哈雷迷们会细心到用女孩子化妆用的棉签去剔除螺丝缝里的泥垢，他们喜欢在启动一辆哈雷摩托后，陶醉地听着排气管发出有节奏的“轰隆”声—制造商为了制造出让车手钟情的完美摩托，每一款哈雷排气管的声音都要经过专门的声音测试，以保证带上哈雷特有的轰鸣声，有的人说像音乐，有的人说像马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