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一种考察

随着传记研究已进入当代学术研究的核心领域，现当代作家传记也逐渐成为研究界关注的对象。结合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出版情况可知：现当代作家传记数量多、种类多但质量并不均衡，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当代作家传记在生产过程中呈现的表面繁荣的景象，在客观上对传记研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出版虽为传记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个案，但如何评估这些传记的价值进而为作家传记的写作与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也随即成为一个难题。本文在考察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出版现状的基础上以“消费时代的传记伦理问题”为题展开论析，正与此有关。

一

历史进入2011年，现当代作家传记出版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形成一股浪潮并绵延至今。五六年间出版的现当代作家传记不仅周期短、速度快、数量大，而且还在逐步类型化的过程中衍生了新的传记形态。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现象是部分现当代作家的传记被反复书写、频繁出版，呈现出过度消费的倾向。出于行文的方便，笔者首先将这类传记总体命名为“消费性传记”。“消费性传记”大致可以从2011年8月文汇出版社推出的署名“流云”著的《花开绵密的人间四月天：林徽因文传》算起，后逐渐发展为系列丛书、集束出版①。时至今日，这类传记主要包括“白落梅经典散文系列”②、“风花雪月是民国”书系③、“倾城才女系列”④、“烟雨·民国·书系”⑤、“民国·沉香女人系列”⑥、“轻传记”丛书⑦、“多情诗者”书系⑧、“诗意传奇书系”⑨等。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数量大、出版形式多样，在近年来出版的现当代作家传记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二）著者基本是自由作者、畅销书写手，一人先后出版多种传记且可自成“书系”。（三）在传主选择上因反复书写而集中于一份固定的“作家名单”，这份名单具体包括现代作家张爱玲、徐志摩、林徽因、萧红、丁玲、郁达夫，以及当代作家三毛、海子、顾城。作为一种“传记前史”，他们的名字和经历大都能引起大众读者的兴趣点、隐含着可消费的契机。至于可以列入这份名单的原因，则是至少需要符合“传奇人生”、“复杂的感情经历”、“死亡神话”三重标准之一。因此，当他们由历史人物转化为文本主体之后，其传记作为物质化产品，就成为市场消费的起点及重要标志。（四）写作内容上的类型化、模式化，阅读价值不大，有明显的商品消费意识。

“消费性传记”以其“消费性”为突出特征，影响着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出版与销售。与这种“消费性”倾向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是“图本式传记”成为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出版的另一道风景。“图本式传记”可列举长春出版社出版的“图本中国现当代作家传”丛书和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的记忆丛书”，等等。限于篇幅，此处仅以长春出版社的“图本中国现当代作家传”丛书为例，该丛书由温儒敏担任总主编，2011年1月出版第1版，陆续出有《图本胡适传》《图本鲁迅传》《图本郭沫若传》《图本郁达夫传》《图本茅盾传》《图本老舍传》《图本徐志摩传》《图本张爱玲传》《图本林徽因传》《图本丁玲传》十种，2015年1月出版第2版并在封面设计上有一定程度的调整、更显“图本”效果。其作者队伍主要由高校学者构成。其写作特色正如“总序”中所归纳的主要包括四点：“一是图文互动”；“二是回归日常”；“三是史家笔法”；“四是优美可读”。此四点从阅读效果上看，既有“浓重的历史现场感”，又写出了特定时代的“个性的生命体”；既强调了“厚实的学术支持，有史家的眼光与方法”、“丰富了对文学史的理解”，又带有浓厚的“科普”⑩特点，平易可读。相对于以往有代表性的现当代作家传记，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11，“图本中国现当代作家传”丛书图文相间、图文并茂，力求探寻学术传记与大众阅读、通俗易懂之间的“共通之路”。它充分反映了“读图时代”对作家传记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所产生的潜在影响，是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生产中一种有规模的、有针对性的实验之作，具有较为明显的融学术研究和大众阅读于一体的特征。

“图本式传记”雅俗共赏，同样反映了近些年学术性传记逐步走向大众化、消费化的倾向。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学术研究性传记自身的坚守。以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12（精装本）为例，该丛书总主编为张一兵、执行主编为丁帆。自2012年1月推出贺仲明著的《何其芳评传》以来，陆续出版有范伯群、曾华鹏著《郁达夫评传》、董健著《田汉评传》、苗怀明著《吴梅评传》、袁进著《张恨水评传》、易彬著《穆旦评传》、秦林芳著《丁玲评传》、戴光中著《赵树理传》、钟桂松著《茅盾评传》、程光炜著《艾青评传》共十种。其作家队伍也主要是由高校学者构成，且其中很多是学界前辈、著名学人；其部分版本也是在此前已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在充分了解“近三十年来，海内外陆续出版了许多文化名人的传记和评论著作”的背景下，该丛书突出“强调的是关于怎样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完成评与传的问题，尤其是传的部分，如何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应该是每一个学者应该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本着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原则”，这套丛书“明确要求作者将‘传’与‘评’尽可能完美地结合。所谓‘传’，是作者以叙事的方法再现传主的生活历程，所谓‘评’，是作者直接站出来阐释、论述传主的人生意义与文化成就”13。相对于此前有代表性的现当代作家评传，如重庆出版社于90年代陆续推出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评传丛书”14，“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有意选择了何其芳、穆旦等以往很少作传的现代作家为传主。其在史料上力求扎实、写作态度上力求严谨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使其具有很高的阅读和参考价值，可作为典型的“学术性传记”加以使用。通过阅读这套传记丛书，人们可以感受到此类传记是一部关于传主的文学评价史以及蕴含其中的渴望将作家经典化的写作诉求。

上述三種传记的出版情况，在总体上基本反映了近些年现当代作家传记与市场博弈的关系及由此呈现出的种种文本形态。值得指出的是，三种传记虽各有侧重、彼此之间存有差异性，但就具体出版形式来看，又不约而同地选取了“一种共同趋势”，此即为在整体上以“丛书”“系列”为主的生产方式。相对于自90年代开始的现当代作家传记常常面临出版难、无人问津的局面15，“丛书”“系列”可以引起读者的关注，可以在显示一种规模的同时凸显现当代作家传记写作本身的厚度、广度和实绩。这种生产方式对于上述任何一种传记来说，都会在顺利出版、投入市场以及阅读传播等方面起到促进作用。然而，若从传记消费应为读者带来更多信息和知识的角度上考察，“丛书”“系列”的大面积增长，会使“消费性传记”在无限度“重复”的同时让列入那份“固定名单”上的现当代作家陷入过度消费的状态，进而加重现当代作家传记在整体上的消费化趋势：仅以“张爱玲传”“林徽因传”为例，2011年以来诞生的有关这两位女作家的消费性传记均已近30种，这种现象本身就反映了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在出版过程中存有的非理性与非正常化状态。为此，对于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考察，不仅要分析其究竟选择了何种出版形式，更重要的还要探究其写作立场、出版目的和具体消费时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