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中写道。“人们一直说对精神疾病患者是宽容的,但我们的实际行动却是南辕北辙。”
对于精神类疾病,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如果起因是由于患者脑部出了问题,则比那些由于所谓童年阴影而引发的症状要严重得多。“人们在对待这些病人时,会戴上有色眼镜,像观察另一个物种一样,从而不自觉地远离这些病人。”
换句话说,西方模式将精神疾病简单看做脑部异常的说法,不仅没有去除人们对这种疾病的迷信态度,反而加深了对他们的歧视。而在实际生活中,西方这一整套关于精神疾病的说法、诠释不仅深植在欧洲、美国的大地上,也被世界各地的人们照搬使用。当问到精神疾病的起因时,来自不同国家、种族、社会环境的人们都会给你举出同样的理由:脑部的生理化学反应出现异常。
不幸的是,这种用生物医学理论来解读精神疾病的方法,正在不断异化精神病患者。一项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大众开始将精神分裂症患者视为危险人物。在德国,人们也越来越多地远离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些病人被逐步排除出主流社会群体之外。
所以,当我们试图用现代医学、先进科技来解读、阐释精神疾病时,只不过是在他们脸上又打下更重的污名。
精神分裂的个案例证
由此可见,科技在不断进步、医学在不断发展,但人类对于精神疾病的认识仍然十分短浅,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便是个好例子。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一项长达30年的跟踪研究。结果表明,那些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痊愈之后再复发的可能性比发达国家少了三分之二。这一结果令许多研究人员费解,发达国家有着更好的医学条件、更先进的药物和更全面的治疗手段,病人为何更容易反复发作?
普吉海湾大学人类学家克鲁德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对非洲桑给巴尔岛上的精神分裂症家庭进行研究。这个岛上的人们普遍怀有非洲斯瓦西里人的信仰,这种信仰体系虽有迷信的影子,但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时却有着更为实际的功效。“与基督教使用的驱魔方法不同,斯瓦西里人利用食物、物品来吸引分裂症患者,再用舞蹈和歌声来缓和、释放他们的情绪。”克鲁德发现,当地人还会用黄色的面团把经文的片段写在杯口的外缘,然后让患者喝下。患者复原之后,当地人仍然照正常的态度接受他们。而一旦有亲属患了精神分裂症,人们还被允许暂时脱离社会责任,从而全力照顾病人。斯瓦西里人的这种信仰将精神疾病视为对个人的折磨,而非一辈子洗刷不了的污名。
并不是说这种信仰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方面更为有效,只是这种对于患者的接受、宽容态度及治疗方法,倒是可以为西方的医学所借鉴。
事实上,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的反复,同他们周边亲属的特定举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些批评、敌视,或者过度保护和干扰的行为都会引起患者病症的复发。一项研究表明,67%的美国人更容易对他们的精神分裂症亲属做出以上举动;在德国,这一数字是48%。而在墨西哥和印度,分别为41%和23%。但这些百分比数字并不代表美国人对待自己的亲属更加苛刻,这只能说明美国社会在对待个体时更强调自我控制、调整、修复能力。
社会风俗不同,对待个体的态度也不同。由此而言,在西方社会强调个人意志力习俗之下形成而来的精神疾病诊断和治疗手法,虽已被广泛传播在世界各地,但却不能适应其他国家不同的社会环境和风俗。
“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将不同人种、不同社会风俗下的不同精神痛苦,强制性地归类为一种普世的精神创伤。”伦敦精神病研究所的戴瑞克说,“但是人类的心理各不相同,用普世的原则来解读、治疗创伤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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