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京港沪三城青年戏剧导演作品展” 在上海举办,不仅让我们欣赏到了众多异彩纷呈的戏剧作品,更让我们关注到了那些冉冉崛起的青年戏剧导演。于是,本刊特别采访了三位导演,同样的问题不同的回答,从中不仅可看出他们的独特个性,亦可窥见每个城市的文化氛围。他们分别是:香港导演陈恒辉(《卡夫卡的七个箱子》)、北京导演裴魁山(《一出梦的戏剧》)、上海导演刘方祺(《上流社会的腔调》)。
问题一:此次京港沪三城戏剧导演作品展演中,哪出戏印象最为深刻?
刘方祺:《一出梦的戏剧》,将写意戏剧与炽烈的愤青状态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陈恒辉:因为我要准备《卡夫卡的七个箱子》的演出,所以我只有时间看三部北京的作品,而这三部作品都给予我深刻的印象,它们分别是邵泽辉的《太阳∙弑》、裴魁山的《一出梦的戏剧》及康赫的《泄密的心》。
裴魁山: 是《一出梦的戏剧》。为什么我会选自己的作品,因为在上海的第二场演出,这出戏是所有三轮演出中最完美的一场。究其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可能跟新光剧场有八十多年的历史有关,因为那里曾经发生过太多有趣的与戏剧相关的事件。也可能是当天下午我让演员很早去了剧场,让灯光设计把所以灯光的技术缓慢地放给演员看,并伴随着剧中的音效,让演员坐在观众席中感受他们所要征服的舞台以及所要征服的剧场。这个方法是我之前排戏从没用过的,但效果达到了,演员出奇的安静,我相信他们当时一定处于某种奇妙的境地。《一出梦的戏剧》强调的就是“场”,而这个“场”,在那晚达到了圆满。
问题二:你所导演的戏剧作品,在当地观众的接受程度如何?对于自己的戏,有着怎样的观众预期?
陈恒辉:上海演出后有观众和我直接对话,有年轻的大专生及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他们都很喜欢我这部作品,觉得很特别,似乎受到了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影响。《卡夫卡的七个箱子》以前曾在香港演过两次,这次在上海是第三次演出。我不知道到底观众会不会喜欢卡夫卡,在香港的剧场里已经很多年没有演过卡夫卡的题材了。演过之后我才诧异地发现,很多卡夫卡的爱好者们像是从地底下爬出来,突然间现身了。这让我很开心。在演“卡夫卡”的时候,我们会赠送每位观众一本《欣赏手册》,里面有介绍卡夫卡的生平和作品,可以帮助观众加深对戏的理解。和观众一起成长,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刘方祺:因为我执导最多的剧种是悬疑剧,而悬疑剧又是现在上海观众最喜欢的剧种之一,所以我的作品被观众接受的程度还是相当高的。相反,像这次参演的剧目《上流社会的腔调》的这种风格,我倒是第一次尝试,希望观众能够在欢笑的同时能够经历一种多样化的戏剧形式与戏剧表意符号。
裴魁山:我认为观众是完全接受了。《一出梦的戏剧》不是一个现在戏剧市场上所谓的商业戏,它的内容是清晰而强烈的,形式又是抽象而写意的。我原本担心浸淫商业戏剧多年的当地观众接受这个戏会有难度,但通过观众的反馈,我相信他们接受了。而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不正是观众和我们从业者所要追求的么?一些观众为此索要了我的电话号码,至今我们仍在联系。 对于观众,我从来不敢奢望太多,一来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我无法苛责观众;二来观众有着不同的背景,对生活、对戏剧有着不同的认知。我希望的是自己的戏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让更多的观众关注到在主流商业戏剧之外还有包括我的戏在内的这样一些戏,它们试图追求更高的艺术理想,无论成熟与否,但至少我们表达了,并且通过包括上海在内的这三轮演出,我知道观众也关注到、并接受到了。这是我非常非常高兴的事情。
问题三:你最喜爱的戏剧导演和戏剧作品?
陈恒辉:我最喜爱的戏剧导演是美国的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最喜爱他的《浮士德亮灯记》 (Doctor Faustus Lights the Light) 。
刘方祺:比较喜欢法国导演安托万,喜欢他对传统剧目所进行的探索,喜欢他将自然主义融于传统故事的导演理念。戏剧作品比较喜欢爱德华•阿尔比的荒诞剧,因为我总能在那点滴的荒诞中找到现实的影子,实在戏谑得很。
裴魁山:比较喜欢美国音乐剧女导演朱莉泰摩。她的作品有很多,比如《愚人之火》、《狮子王》、《提图斯》。我喜欢她是因为她的想象力。看她的作品,永远让人惊叹于小小的舞台竟然可以在她的手中变成如此多样的梦幻世界。同时她可以用极其简单的手段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味道。同时她酷爱使用面具,这也是我所喜爱的。
问题四:如果你有5万或50万资金,你会分别排演哪两出戏?
陈恒辉:寺山修司的《鼠疫流行记》及《奴婢训》,因为导他的戏很有挑战性。
刘方祺:如果有5万,我会重排阿尔贝•加缪的《鼠疫》,一个人、几十个角色、一百二十分钟,如果重排,它将变成一部后现代的周立波。如果有五十万,我会选择重新演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直认为莎剧应该是华丽的、妖娆的、而华丽和妖娆是需要钱的。
裴魁山:5万的话,我会排萨特的《禁闭》。这个戏很多人排过,但我所看到的那些总觉得差点意思,很多戏都在通过这个戏解读萨特,解读存在主义,而对这个戏本身究竟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意思却并没有深入挖掘。我看到的几出《禁闭》,往往因为对萨特或者存在主义进行了过度阐释而使这出戏充满了大量繁琐而不必要的神秘色彩,这反而使观众更难窥探到这个戏的戏核。我会按我的理解来排,当然我的理解不一定对,但可能我会排出不太一样的。这个戏在我的设想中,五万就够了。
50万的话,我会排萨特的《涅克拉索夫》。为什么还是萨特?可能跟这些年我一直迷恋他而未能排他的作品有关。我虽迷恋斯特林堡,今年排了他的《一出梦的戏剧》。但我也迷恋萨特,可他的东西我除了在学校时排过片段外还未真正尝试。《涅克拉索夫》人物众多,场景变换频繁,需要大量实景,这是50万的原因。但我想排它是因为这出戏在现在的中国太合适了。那种嬉笑怒骂——经过哲学家思考和加工过的嬉笑怒骂,如果能呈现在当今的戏剧舞台上,实在是太过瘾了。整个剧本充满了令人羡慕和妒忌的智慧。
问题五:目前你所在城市对你的戏剧创作有何影响?
陈恒辉:要更努力将文艺气息带进剧场,提升观众的文化素质。
刘方祺:上海文化,是海派文化,是西方殖民文化与中国沿江文化的杂交体,所以,我最渴望的戏剧状态就是用西方人讲述故事的方式来演绎中国自己的故事,让一个故事先变好玩,再变好看,再有思索。这就是我最中意的创作了。
裴魁山:目前我在北京。在北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戏,有哈哈一乐出门就忘的戏,有出门乐两天就忘的戏,有在剧场看哭出门就嘻嘻哈哈的戏,有看了五分钟扭头就走的戏,也有看了三四遍仍愿意买票看的戏,有看完想砸导演家玻璃的戏,有看完觉得高山仰止的戏。这些戏不单单是中国戏,还包括很多来京演出的外国戏。种类和品质的繁多可以让我们避免营养不良,同时也可以提升我们的艺术鉴赏力,所以说这座城市无比的包容或宽容可以让我们发现并创作出适合某类人群的戏剧作品,同时也适合那些愿意表达自己不同声音的戏剧作品。我的戏更多的就是表达出我的一种态度、我的一种声音,也正因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包容性极强,才使得我的作品能够生根发芽,并把枝丫伸到了上海。同时,这座城市里有很多很好的平台,它们可以接纳吸收不同类型的作品,我的戏就是通过北京青年戏剧节的平台走到上海舞台上的。北京是一个我认为有无穷素材供我选择的城市。
问题六:作为青年戏剧导演,你目前生存状态如何?
陈恒辉:良好。
刘方祺:生存状态应该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隶属于上海最成熟、历史最悠久的民营剧社-现代人剧社,所以从资金、演员、排练场地、演出剧场等等的条件来说都相对比较好,制作人给予导演的发挥空间也比较大。而且每年有比较固定的剧目档期,因此作为一名民间的青年导演,我认为自己还是很幸运的。
裴魁山:生存状态?应该包括物质和精神吧?先说物质的:我25岁结婚,今年28岁,8月份我的孩子就将诞生。一套房一辆车若干存款,够活。精神方面:越排戏越发现自己的无知。所以得大量补充营养。越排戏对自己曾排的戏就越不满,时常担心自己的戏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常担心没有创作冲动,或者有了冲动不知如何表达,或者想表达了没有足够的才华将它们付诸纸面,或者即使成型却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投资。有时候想改改自己的想法,去迎合一些什么东西,来使自己的道路更广阔,但目前为止还没有过自己这关,很纠结。
裴魁山(北京):虚戈剧社创始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导演作品:《电梯》、《禅先生》、《快刀乱麻》、《罪》、《一出梦的戏剧》等
陈恒辉(香港):爱丽丝剧场实验室艺术总监,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导演作品:《贝克特的无声与呢喃》、《荒诞派剧场二重奏》、《卡夫卡的七个箱子》、《贝克特的回光与足迹》、《侍女》等
刘方祺(上海):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法国戴高乐艺术学院。导演作品:《圣诞惊魂夜》、《捕鼠器》、《零时》、《黑咖啡》、《万圣节游戏》、《上流社会的腔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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