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宾，从古到今，纵观世界语言、文字、印刷数字的出现，货币银行法规的产生，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讯的发明，使得人与人，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互联有了一切可能，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承。这一切的载体符号都是在数据载体的层面不断地推进人类文明演进的体现。
大家都知道，基于人类第一次文明复兴提出引发的思想解放、科学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变革之后，拉开了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帷幕，并诱发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社会变革一定离不开数据。
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的战略资源，同时数据安全也常常超出传统的安全范畴，上升到维护国家主权的高度。我们不能忘记杰出的思想先驱、科技泰斗钱学森同志，他以战略科学家的独特远见，指明了应对之策。我们不能忘记钱学森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开放了复杂的理论，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体系，以实现数据、信息、知识、智能到智慧的综合提升。
系统工程是钱学森一生的追求，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两弹一星工程我依据的都是成熟理论，我只是把别人经过实践证明可行的理论拿过来用，系统工程是我一生追求的”。
对系统工程，对总体设计部的思想他十分自豪地称之为中国人的发明，前无古人的发现，是中国人的智慧。钱学森说的系统工程思想恰恰是他在中国航天近20年的实践，晚年近30年研究出来的杀手锏。尤为重要的是1945年，钱学森作为美国国防部34人科学咨询顾问团的重要成员，也就是唯一一个非美国籍的中国科学家，而且是作为主要的成员参与制定撰写了《迈向新高度》的报告，此报告勾画了美国航空航天未来50年发展蓝图，可以说钱学森不仅是导弹的奠基人之一，也是现代智库的创始人之一。他晚年把所有的经历投入到理论研究中，他创建系统学，建立了系统学完备体系，以社会系统为运用研究的主要对象，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钱学森在30多年前就已经萌发了以系统工程为核心，以综合集成为手段的数据思想，仍旧闪耀着新的光辉。基于此，我向大会汇报：
第一钱学森超前谋划的“数据治权”，源自于他领导科技情报和信息工作的长期实践。他的思想就是利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实现数据的活化，真正实现数据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掌控数据治权。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着眼长远的战略性。经钱学森倡议，建立“科技情报系统”成为“十二年科技规划”重大研究任务中的一项。1963年钱学森发表文章指出科学技术情报资料的积聚是非常迅速的，必须从情报资料的收集、研究、建立检索系统、提供情报服务等方面统筹考虑，建立一个体系。
第二个方面引领时代的前瞻性。早在1978年钱学森就正确地预言了，沟通全世界，形成全球性的情报体系是大势所趋，恐怕不久的将来全世界就要建立情报资料网，这个网络与全球的计算机网络，卫星系统、资料库、通信线路、用户终端等设施都要互联互通。
第三方面化知为智的创新性。钱学森认为系统工程方法，特别是“从定型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是迎头赶上第五次产业革命的钥匙。所谓智慧城市就是要站在高处远眺海洋，察觉大势，作出准确的预判。
第二，用钱学森智慧掌控“数据主权”。数据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既能影响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也能影响到文化领域，影响政治安全。數据安全常常超出传统的安全范畴，上升到维护国家主权的高度。从国家层面上数据主权应包括国家对本国管辖地域范围内任何个人和组织收集和产出的数据，以及这些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运营的主体和设备进行独立管辖，并采取措施使其免受他国侵害的权利。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安全没有数据，就是把国家命运移交到别人手里，大数据产业的发展需采取有效的手段，以网络安全法为统领，加快数据主权的立法，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构建天空地海一体的基础设施，把数据发展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们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军工代号“中国航天集团公司第十二研究院”，肩负着建设钱学森智库，支撑航天，服务国家，是中国航天的智库总体、情报、数据、网络信息化、军民融合产业化推进的总体地位。我们是第一台大型计算机的中国应用单位，开通中国第一条国际互联网专项的第一单位，建设了第一个全国联网的计算机网络，是第一个实现钱学森基层研讨厅的单位，推动航天尖端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成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试验田和先行区。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得数据者得天下”的豪言壮语，彰显着我们对新一轮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期待，我们中国航天第十二研究院愿意与在座的各位和全国的同行一起努力，为实现我国数据主权、引领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变革，发挥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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