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里舒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

摘要：学术界已多有讨论康德、柏格森等西方哲学家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而论战期间来华讲学并与张君劢有密切交往的另一位哲学家——杜里舒其影响尚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主要探讨德国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对玄学派主将张君劢进行“科玄论战”的具体影响，以更深入剖析张君劢论战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吸取了杜里舒的“自由意志”、进化论、形而上学等思想与经历。

关键词：杜里舒；张君劢；“科玄论战”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3-0186-05

一、杜里舒其人及其来华

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德国近代著名生物学家兼生机主义哲学家，1921年被莱比锡大学聘为教授。早年以研究动物学而著名，其后转向哲学研究，反对机械论，提倡生机主义。他认为生物的发展变化是由于其内在的动因即“隐德来希”，而不受机械规则的支配。其著作有《生机主义之理论及历史》、《生机论》、《秩序论》、《问题的论理学》、《实在论》、《知与思》等。

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积极向西方国家探求新思想，杜威、罗素先后来华讲学。而杜里舒是继杜威、罗素之后的第三人。通过当时身在德国的张君劢的推介，1920年梁启超等人组织成立的“讲学社”邀请了杜里舒来中国讲学。

1922年10月14日，杜里舒偕同夫人乘船抵达上海，张君劢等到埠欢迎。其后杜里舒在上海、南京、武汉、北京、天津等地进行巡回演讲；张君劢陪同并担任其翻译。其时中国各大报纸对杜里舒的来华和演讲多有报道。由张君劢、瞿世英等翻译和整理，十期《杜里舒演讲录》编辑而成，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杜里舒的学说在当时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杜里舒在华演讲与思想传播

(一)生机主义哲学

1922年10月20日，杜里舒在商科大学演讲“生命问题”，介绍了他的生机主义哲学。杜里舒提出生命应当以生机主义来解释，即生命是自主的、生命是自有其内在发展动力的。这让中国观众耳目一新。

生机主义哲学又称为生机论、活力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法等国流行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属于生命哲学的一种。这种哲学观主要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利用生物学、生理学等科学发现来论证其观点。生机论主张生物自身的发展、变化并不受物理、化学原则的支配，而是因为生物体内部有一种自主自在的动力，这种动力自由释放、不可度量，是非理性的。与之相对的机械论则主张生物的生、老、长、殖等现象，像机械一样受自然界的物理、化学原则支配。杜里舒利用实验生物学的方法，以不可验的动力说明生物自身具有特别的自主性，提出了形而上学的生机论，即新生机论。他以三个生物自主律的证明提出了生机论最有力的证据，其学说集近代新生机论之大成。

在《生机论之哲学》的演讲中，杜里舒主要通过讲述其著名的三个生机论的证据，阐述了他的生机主义哲学观点。

第一，分析的实验发生学上的证明。杜里舒通过试验发现，在海胆卵分裂过程中，任取其中的一个细胞或者将其细胞扰乱，都能发展成为一完整的幼虫。他认为这是因为“每一细胞都有发展成一生机体之可能”。杜里舒把生物学上的这种现象升华为一种哲学理论，提出了他的生机哲学的基本概念。每一细胞都有发展成生机体之可能，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平等可能系统”。

杜里舒认为所进行的胚胎学试验证实了机械说不可行，而只有生机主义说才能解释得通。“生机主义是什么，我说便是生命自主。”亚里士多德是历史上第一个生机主义者，杜里舒就借用亚里士多德用过的一个词来形容这种自主的元素，那便是“隐德来希(Entelethy)”。此词的原意为“本身即为目的”，杜里舒则以此表示“是在协和的平等可能系统中为物理化学所不能解释的东西”。他认为“隐德来希”是生命本身所存在的一种自主的东西，是一种自由自主的动力，而不能用物理化学来解释。

杜里舒从遗传及发生学上给出了第二证。从生物的发生来看，任何生物体最终都是由一个细胞分裂发展而来的，这个细胞经过元数次分裂而终于形成一复杂的生机体。机器不能经多次分裂还是一完整的机器，所以生物的遗传与发生不能由机器说解释。

杜里舒再从行为生理学方面提出了第三个证据。他认为“行动的特点，第一靠他的历史的基础”。他解释说，以前的刺激和事实便是历史的基础。关于历史的基础方面，不只人有，动物也有，机械论对此无法进行解释。

杜里舒解释了关于生机主义的概念。“生机主义在论理学(指逻辑学)上的根本概念便是‘全体’”。“全体”是只能感觉的，是不能下定义的。“全体”有几个标准：“第一是特定的配合”；“第二是自有调节之力”；“第三是传种之关系”。如果合于这三个标准，那么就是“全体”，就属于生机主义。此外，“全体”是进化的，不是堆积的。个人的生机体的变化起于内部原因，而不是起于外部原因；是向全体的，而不是总和的；是非机器的进化，而不是堆积的。

(二)自由意志理论

1922年10月，杜里舒给吴淞同济学校及中国公学从自由意志问题着手作了《自由问题》的讲演。

他从五个方面来分析自由意志：(1)“内省中之意志体验。”在意志体验的分析中，既没有自由之证据，也没有不自由之证据。(2)“心理学上之意志说”。心理学的目的在于求得心理现象的公例。心理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作为逻辑学的一部分，如果不放弃成为科学之资格，就必须坚持因果说，以为一切心理现象都受因果律的支配，这与自由意志是两不相容的。(3)“变态心理”。以定限催眠为例，可以看出自由与不自由是难以决定的。(4)“道德论上之观察。”道德上的善恶以个人言之，是自由意志的表现。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道德立于超个人的团体之上，又不是自由意志的。(5)“种史上及人类历史上之观察”。从人类历史来看，人类行为往往由心理上过去的经验或者各人的固有性来决定，是定命的、不自由的。但历史上还有一些现象能够超出重规叠矩之外，这些现象称之为进化的、非积累的，多属于知识界。所以历史中进化的现象只能归之于人类的知识线，人类中也只有少数人能发现知识界的问题。

最后，杜里舒总结说“则自由与不自由，非人力所解决之问题也”。自由问题难以解决，主张因果或主张自由意志要视其人性情如何。从个人所言，他主张采用谢林的观点，倾向于认为行为的具体表现是由个人固有性支配的，是否采取行为则是个人的自由。

(三)批评达尔文学说

《达尔文学说之批评》是杜里舒在武昌中华大学所做的一次短篇讲演，其中他以新的生物学理论和生机主义哲学思想批评了达尔文学说。

杜里舒肯定物种是变化的，即承认物种相传说。但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然后他介绍了当时解释物种由来的两种学说。一种认为物种之由来就象由卵发展成生机

体一样，“隐然之间，若有为之主者”，其中有一个潜在的非机械的动因，正如个体生物学上的“隐德来希”。这种学说称为“进化”的。第二种学说主张物种的变化是由于环境影响了器官，即器官的变化都是来源于外界的偶然因素，此说称为“积累”的。达尔文学说就属于“积累”论一类。他同意用进化论解释个体生物，但对于物种的全部是否进化，难以断言。

杜里舒表示自己的立脚点是生机主义，“即以全体性说明生生之理者也”，这与达尔文是不相容的。然后他从自然选择与微变遗传说两方面来批驳了达尔文学说。他认为可以用自然选择来解释因生存竞争而失败者，但不能说明因生存竞争而胜利者。通过分析达尔文学说，他得出结论：“一、自然选择，非积极的动因。二、流动的变化非遗传的。三、流动的变化，不能说明器官特异之来源”

杜里舒对于拉马克派的学说也持反对态度，因为拉马克派与达尔文派一样，都是“以偶值为基础”。

最后杜里舒表明，他虽然反对达尔文与拉马克(Lamark)的学说，认为他们的理论学说不能解释物种相传的原因。但是，他对于该问题也没有确切解决办法。因为物种变迁还在演进中，并且物种的演进只有一例而无二例，其变迁是否向于全体，是否已经终了，这些都是不可知之数。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求之于可信的证据，这就是一种科学精神。他希望听讲者能够树立这种科学精神。

另外，杜里舒还在中国介绍了其系统哲学、形上学、历史观等思想。

三、杜里舒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

杜里舒是由当时正在德国的张君劢直接邀请来中国的。为陪同杜里舒，1922年张君劢特意从德国回到了中国。从1922年10月到1923年6月，他一直陪同杜里舒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讲，并担任翻译，还组织整理出版了《杜里舒演讲录》。由此，张君劢对杜里舒的学说比较了解，并且受其影响较大。

1923年初，张君劢陪同杜里舒从武昌来到了北京。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应邀去清华学校作了名为《人生观》的演讲。这遭到了提倡科学的丁文江的反对，并作《玄学与科学》一文与之相对。由此引发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又称“科玄论战”。论战中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一方认为人生观不同于科学，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派”则认为人生观要受逻辑学的公例、方法、定义的支配，科学方法是万能的。“玄学派”的主将张君劢受杜里舒的影响较大，在论战过程中多次援引其学说与经历。

(一)吸收杜里舒的“自由意志”学说

张君劢与丁文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科学与人生观的区别是什么。在总结这场论战时张君劢说：“此二十万言之争论，科学非科学也，形上非形上也，人生为科学所能解决与不能解决也，有因与无因也，物质与精神也，若去其外壳，而穷其精核，可以一言蔽之，日自由意志问题是矣!”可见张君劢认为科学与人生观说到底就是一个“自由意志问题”，人生观是自由的，而科学则是为因果律所支配的。“自由意志”观点是张君劢论战的一个最重要的立论。张君劢为了证明自己的“自由意志”论，就吸取了杜里舒关于自由意志论的思想，引用了杜里舒《自由问题》演讲中的许多观点和材料。

张君劢认为意志是自由的，那么有关人生的问题自然就是“非因果的非科学的”。他主张生物界正因为有自由意志性，所以生物会不断进化，历史会不断演进。为了证明生物是由于自由意志而不断进化的，他引用了杜里舒在《自由问题》中的言论：“就物种之变迁言之，有达尔文之环境改造器官说，有拉马克之因生活条件之需要不需要而定器官之构造说。此两家之言，皆以为器官之发生，由于适应环境。此种学说，其非满足之解决，(详见达尔文学说之批评中。)已为一般所公认，自柏格森创为生命冲动之说(Elan vitale)谓世界之生物中，有一以贯之之现象，是名生活流，此生活流曰进而不已，变而不已，故无所谓预定之目的。因此之故，康氏所谓固有性，所谓固定条件，(Beharrliche bedigung)柏氏所不认者也。柏氏之意，此曰变之中，即为固定性，即为本体，故曰即变即本体，惟其无本体，故无决定之因，即无定因，故为绝对之自由。(《杜里舒讲演录》第八期)”。张君劢引用杜里舒的此段话以说明物种的进化并不是按达尔文或拉马克所谓的“适应环境”的规律而行。生物不是按照预定之目的发展，而是自由前进。

张君劢还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没有因果律的，也是自由前进的。张君劢引用了杜里舒之《自由问题》中关于“种史上及人类历史上之观察”中的一段原话：“前段中所述内省上心理上道德上种种研究，其所得结论，则以为人类之意志，苟无心理上旧日之经历为之决定，则以各人之固有性从而决定之，是定命也，非自由也；依吾观之，苟一部历史，皆心理学之公例所能解释，则历史者，不过应用的心理学耳!然往往见有历史上之现象，确能超出于重规叠矩之外，无以名之，名之日进化的非积叠的!”杜里舒认为人类历史中“知识线”上的现象是进化的，能超出因果规律之外，以自身内部动力为动因而发展，张君劢正好借此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为了进一步证明自由意志的存在，张君劢表示即使承认心理现象存在因果律，那也很难确认这就是心理现象发生的最终动因。而心理学要成为科学，就必须解决心理现象的因果关系。否则就难以成为科学。为此张君劢引用了杜里舒有关心理学的观点：“心理学之大目的，在求心理现象来去之公例，先以心能之说，如记忆联想之类，继以心灵上变迁之由来，而以非自觉性终焉。惟其如是，心理学以因果为最重要之概念，或推本于前日之变迁，或推本于心灵中之固有性，总之，不离乎因果之念而已!心理学为经验科学为论理之一部，苟其不欲自放弃其成为科学之资格，则惟有抱定因果说，换词言之，与自由论与自由意志两不相容而已!”

实际上，杜里舒在“自由意志”方面是个二元论者。他倾向于认为，行为的表现是由其固定性决定的，是否采取行为则是自由的。但张君劢为了说明人生观与科学的截然不同，他撇开了杜里舒“自由意志”学说中承认行为表现有固有性的一面，仅仅强调其自由的一面。张君劢的这种绝对自由的观点，把自由与必然完全对立，过于夸大生物进化、人类历史发展、心理现象等的自由性，完全否定其必然性，这是失之于偏颇的。

(二)借鉴杜里舒的进化论思想

在科玄论战中，张君劢将科学分为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两大类，并认为人生观是主观的，完全没有公例可求。丁文江反对对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进行分类，认为科学是“万能”的、“普遍”的，一切学科都是科学。两人就什么属于人生观、什么属于科学以及人生观与科学是否有公例、公例是否已经解决等问题进行了争论。在这方面，张君劢借鉴了杜里舒的关于进化论的思想、“隐德来希”的概念等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张君劢认为性善与性恶问题、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问题等都是主观的，是没有公例的，属于人生观问题，而

不是科学问题。这遭到了丁文江的反对，丁在《玄学与科学》中反驳道：“学生物学的人谁不知道性善性恶和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同是科学问题，而且是已经解决的问题?”

张君劢则认为，不但性善性恶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连生物学是否为“严正科学”还有待努力，而且生物学的公例“生物之进化论”也还没有解决。对于进化论，他完全吸收了杜里舒的思想，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不能成立的。“以在君之语言之，则以为生物学之进化论皆已解决矣。虽然，果解决耶，果未解决耶，试证之杜里舒之言。杜里舒之玄学，为在君所不乐闻，若夫杜氏之《实验胎生学》，尝埋头于那泊尔海滨生物试验所十二年，当为在君所不能否认者矣。试录其武昌讲演之一段如下：吾人得达氏学说之要义，竞争生存(Struggle for Existence)一也……且以胚胎学之试验，凡海胆之细胞，无论其为二分期四分期八分期，任取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而畜之，均能成一全胎。依达氏主义者之言，凡属海胆，其前身必尽遭宰割之刑而后可。否则，此长成全胎之能力，海胆之卵，必无从取得也。此又为奇中之奇。而号为达氏之徒者，惟有瞠目咋舌，不知所对而已”。对于杜里舒在武昌中华大学所做的《达尔文主义之批判》之讲演，除最后四段外张君劢都进行了引用，可见他对杜里舒此篇反驳达尔文进化论的言论是十分信服的。他以杜里舒的观点证明生物学上的进化论是不能成立的，生物学上的“自然公例”还未找到。因此，生物学还不能算是确实科学，即便承认生物学是科学，那么生物学也还没有解决“公例”问题，所以科学也不是万能的。

另外，张君劢还认为物理学为“严正科学”，而生物学、心理学还无定说，其公例还不确定。物理学作为严正科学，不但有因果关系，而且因果的分量还可以度量。而生物学、心理学则反之。“吾人姑不以因果之量度求之生物与心理，即但就生命界与心理界而求其因果关系之明确，亦已不易矣。不见杜里舒氏发见细胞之协和平等可能系乎?欲求其因果于物理界而不可得，乃归其因于‘隐德来希’。‘隐德来希’者非也，生命构成不可知之代名词耳。”张君劢运用杜里舒的生机主义中的“隐德来希”这一不确定的概念，再次佐证生物学上因果关系的不明确。

杜里舒反对达尔文与拉马克的进化学说，也倾向于认为个体生物的进化是有一个潜在的非机械的动因，正如个体生物学的“隐德来希”。这些观点正可为张君劢所用。但杜里舒对于达尔文学说的某些地方是认同的，例如他认为可以用自然选择来解释因生存竞争而失败者。另外，杜里舒也承认对于物种进化还没有确切的解决方法。而张君劢对杜里舒的有关进化论思想进行“截取”，借此完全否定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以此推断物种变化还没有公例，从而得出生物学还不是确实科学的结论，这是不合理的。

(三)引证杜里舒从科学到形而上学的经历

针对张君劢的《人生观》演讲，丁文江提出来要打附在张君劢身上的“玄学的鬼”，将科学与玄学相对。丁文江批评玄学在欧洲没有地位和市场，他在《玄学与科学》一文的开头就讽刺道：“玄学真是个无赖鬼——在欧洲鬼混了二千多年，到近来渐渐没有地方混饭吃，忽然装起假幌子，挂起新招牌，大摇大摆的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你要不信，请你看看张君劢的《人生观》!”与之相对，张君劢就运用了杜里舒对玄学研究的重视及从科学到玄学的经历，以证明玄学在欧洲正是勃兴的时候，肯定了玄学的必要性。

张君劢在《再论人生观并答丁在君》中进行反驳，他指出玄学在欧洲十分发达，代表现代思潮的各大哲学家，都发表过玄学的著作。然后他列举了各哲学家的书名及出版年月，“一八七四，法国蒲脱罗氏(Boutroux)《自然律之偶然性》……一九一六，杜里舒之形上学《实在论》；一九二二，杜氏《形上学》再版。此外以形上学之复活名其书者，尤屡见不一见”。张君劢列举了杜里舒的著作作为当时玄学的代表作。张君劢认为，因为逻辑公例不能解释社会的事实，人事心灵往往出于因果律之外，形下学不能让人满意，所以人们求之于形上学，这就是形上学(玄学)流行的原因。

张君劢认为近数十年来，欧洲的思潮发生了一个转变，过去形上学被摒弃而现在又重新复活，许多哲学家转向了对形上学的研究，“自康德以来，形上学不能成立之说，若久成定论，孔德辈之实证主义者，尤鄙弃形上论，乃近数十年来，潮流大变，昔之所摈斥者，今且有复活之势，如柏格森则有形上学序论之作，倭铿书中‘转向形上界’(Wendung Zur Metaphysik)之语，尤屡见不一见，呜呼!此非科学与形上学本身之得失问题，乃人心之转移为之也。……杜氏形上学的主张之坚强，有出柏氏倭氏上者，以科学家而为此论，斯亦奇矣”张君劢强调杜里舒以科学家而研究形上学，更是反映了欧洲思潮向形上学的转变。

杜里舒原来是个科学家，是研究动物科学的，而后转向研究哲学。张君劢就举了杜里舒从科学到形上学这个例子：“且在君所举杜里舒柏格森二人，皆深于科学者也。杜氏研究试验胚胎学几二十年，乃创所谓生机主义。柏氏尽读巴黎大病院之心理诊断书及五年之久，而后《物质与记忆》一书成。两君用功之深邃如此。惟其不甘于经验界而已足，乃由经验而人于形上界”。杜里舒由科学而转向形上学，张君劢以此作为事实佐证，科学不是万能的，只有形上学才能最终解决人类的问题。

杜里舒从研究动物科学转向研究哲学，其研究方向的改变说明了他对哲学研究越来越重视，也反映了当时包括他在内的一些欧洲学者日益关注哲学的倾向。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杜里舒就排斥客观科学了，也不能说明科学就无用了。相反社里舒进行哲学研究往往利用生物科学基础，例如他的生机论就是从生物科学实验中阐发出来的。张君劢借用杜里舒的这些思想经历，可以说明当时欧洲思潮对形上学研究的日益重视。但由此得出科学不是万能的、形上学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的结论，这在逻辑上是不完整的。

综上所述，杜里舒作为新生机主义哲学家，主张事物的发展变化受其自身内部的自由自在的动力的影响。这对张君劢影响较大，他在“科玄论战”中就吸取了杜里舒的“自由意志”、进化论、形上学等相关思想和经历等。由此张君劢认为人生观是主观的，没有公例可求，是科学解决不了的，从而主张摆脱物质文明的束缚，追求精神自由。这部分地纠正了当时科学万能主义的偏颇，也有利于打破封建束缚，发扬民众的自主精神。但是这与“五四”时代的科学精神是直接对立的，在客观上贬低了科学，否认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另外，张君劢持绝对自由的观点，完全否定事物的发展规律，绝然否定科学的重要性。而杜里舒虽总体上强调事物内部的自由动力，但他并不彻底的反对客观规律，也并不彻底排斥科学。所以张君劢在论战中对杜里舒思想的吸收是有选择性的。

责任编辑　张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