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对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藏两种云南旧方志稿本：《（民国）续修曲靖县志稿》及《（民国）文山县志》进行介绍，认为二志分别为当时首轮及二轮修志成果，其中《（民国）续修曲靖县志稿》编纂方法上与传统旧志有所不同，并未单纯采用“卷目”式结构，而是将卷、章、节三者结合，以卷统章，以章驭节，这种结构的编排很明显具有旧方志向新方志过渡的色彩。而《（民国）文山县志》虽仅存二卷，所存内容编排少见创新，体例一依旧志，但此稿本或正是滇藏稿本之缺卷。
关键词云南 方志 县志 稿本 中图分类号 K2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6-11-15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作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所藏古籍数量众多，珍贵善本即达一万余册，其中尤以西南地方志收藏为其特色。在近两年开展的全国首次可移动文物普查过程中，研究人员整理发现馆藏未刊云南方志稿本两种：《（民国）续修曲靖县志稿》及《（民国）文山县志》。二志至今未见相关书目著录，如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曾收录云南方志293种，所收号为宏富，却并未言及二志。何磊、何斯民的《云南地方志叙录》一文，曾专就云南存世方志93种进行分类介绍，上自明代《（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下迄民国间修昆明、宣威等地县志，梳理极精，考证极密，然亦未见二志。又如新近出版的诸葛计《稀见著录方志书目过眼录》[2]一书，旨在补充《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未收录之方志，不但详细罗列名目、所属之时代及修、纂、撰、辑者，修纂年代、版本以及现存藏处，而且于书后编制索引以便查阅，可谓近年方志目录研究之集大成者，但该书于云南稀见方志一节，亦缺上述两志。此外，诸如朱士嘉、李硕、梁之相、甘友庆、宋永平、李肇予等人所著均只字未提[3]。而近年来台湾开发的“中国大陆各省地方志书目查询系统”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等网络检索系统，也未见收录。特别是《（民国）续修曲靖县志稿》一书，就连曲靖地方志办公室主办“曲靖史志网”所列历代旧志成果中都未有片语述及[4]。鉴于此，笔者今就二志相关情况宛述备陈，虽为一孔之见，仍期通过本文所论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持续展开。
一、《（民国）续修曲靖县志稿》
该志书为十卷，今仅见七卷，分装十册。钤印“晋树绩”、“抚辰”、“西南博物院藏书”。竹纸线装，未见界格板框。半叶6至8行不等，行16字。无牌记。首册扉页题“民国十九年编纂，民国三十三年李天柱敬录”。其后列“续修曲靖稿姓氏”，言“主修：曲靖县县长段克昌，宜良人。编纂：李占魁，邑人。孙天枢，邑人。采访：李天和、晋树藩、丁正身、许万寿、陈文明、杨受之”。再后接该志凡例：
曲靖前于明清两代均为府治，管辖八属，南宁县为首县。过去既无府志，民国成立裁府改县，以后更无府制之存在。魏巍名郡，愈远无徵，爰将府之部分，择要加入。
丁祭乐章，乡饮宾具，前以详在会典，略而不载。以后会典日少，钜典无徵，乃将从祀之先贤、先儒之姓氏、位次，及咸丰以来举行之乡饮宾具参考列入，一见了然。
越州即昔有志，县志即略而不载。谨案：越州。旧志康熙六年即已裁撤。自咸丰以来至宣统三年之六十余年，行政系统既未独立，越州部分自應归纳于县志范围，以使县志保持完整。
编志于民国十九年，而裁止于清末之宣统三年，此十九年中不但人文政治之演变，甚至即种种建设破坏之改观亦甚速。如交通、水系、官职、寺观、闸坝等，宣统三年如彼，民国十九年如此，当保存实际真像，编者按时纪实，此时代之关系也。
旧志体例极为严谨，除原壁保存外，所得材料均依原有材料逐一增入，其有不能究纳者，另作附记于后，以备后来之参考之用。
新增材料均根据《大清一统志》、《云南通志》，各项旧志，各先达遗稿，及地方各方人士之帮助，一一均有来历。惟时隔多年，难竭力采访，挂漏仍所不免，其有湮没者，亦喻芳余先生所谀，未如之何也。阅者赐教，幸乞谅解。
邑人李占魁谨识
就凡例所述来看，该志于民国十九年（1930）修成，旨在补充前志之缺，记事主要以曲靖县事为主，但因曲靖县曾为府治，故又将“将府之部分，择要加入”。至于记事之时间起止，诸门目各有不同，但大体尤重于咸丰以后及至宣统三年（1911）间之事。部分门目如交通、水系、官职、寺观、闸坝、艺文等，则因念及“宣统三年如彼，民国十九年如此”之现实情况，时间下限延至民国中期，如艺文志中所存《民国丁卯兵灾纪略碑》一文，即成于民国十八年（1929），亦即志成之前一年。
该志既然名为《（民国）续修曲靖县志稿》，本身是为续前志而来，而此中所谓前志，凡例中言曲靖“过去既无府志”，又“管辖八属，南宁县为首县”，恐是指称《（康熙）南宁县志》《（咸丰）南宁县志》，亦或包含《（同治）古越州志》等乡邦旧志。
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曾于己著言续修方志之要时说，“（续）修志者，当续前人之记载，不当毁前人之成书。‘即前志义例不明，文辞乖舛，我别为扔制，更改咸书，亦当听其并行，新新相续，不得擅毁。彼此得失，观者自有公论’。仍取前书卷帙目录，作者姓氏，录入新志艺文考中，以备遗亡，庶得大公无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见毁于后人矣”[5]。今观《（民国）续修曲靖县志稿》之凡例中所谓“旧志体例极为严谨，除原壁保存外，所得材料均依原有材料逐一增入，其有不能究纳者，另作附记于后，以备后来之参考之用”，这一修志观念，可以说正是对于章学诚有关续修方志理论的忠实践行。另外，此志纂修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大清一统志》《云南通志》以及各类旧志，并摘录曲靖先达遗稿，应该说此志材料的采择是较为广泛的，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一般而言，旧方志均是“自有篇卷，目录冠于其首。[6]”但稿本志书未见目录，更无序文、跋语，故于修志之缘由、成书过程、经费筹集、付梓情况等等，均无法详考。惟于“续修曲靖县志稿姓氏”之外，再详列参与修志者姓名，共分纂修、评议、事务、协办四类。其中主修者列“李蓉、张熙瑞、杨本仁、张师圣、庄明馨、雷德泰、郎嘉佑、包德先、尹绳武、李世瑸、冯咏仁、赵开甲、高登祚、傅夔龙、李天植、刘正乾、魏树森、张绍渠、曹学孔、王朝柱、王绍清、张变生、张习武、吕金荣、潘桂芬、汤锡龄、唐有能、俞绍清，以上均邑人”。评议者列“孙天策、薛毓祥、唐鉴忠、那崯、赵文渊、杨树阶、丁德荣、李国选、孙坦、焦维邦、晋树绩、李天柱、曹学林、王凤鸣、俞树琪，均邑人”。至于事务则载为“晋树玉、杨应培，均邑人”。协办“杨懋清，昆明人。陈洛书，邑人”。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评议者列有晋树绩之名，而前文所见稿本钤印中，则有“晋树绩印”，故此稿本恐为誊录评议本，而非最终定本。
这里要说明的是，该志编纂方法上与传统旧志有所不同，并未单纯采用“卷目式”结构，而是将卷、章、节三者结合，以卷统章，以章驭节，这种结构的编排很明显具有旧方志向新方志过渡的色彩。须知，清代方志纂修，基本秉持“志为史体”[7]观念，大多采用卷、门、目三级结构，这样虽显条分缕析，便于叙事，但亦有明显弊端，那就是部分志书过分强调沿袭旧有体例结构，在内容取舍及剪裁上造成偏颇，故民国开始新修志书体例改革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及至民国中期，章节体因“能完整地叙述历史事件与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又能分门别类叙述多方面的史迹，兼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长处，而又能弥补其不足”[8]，故成为新修志书之主流。相較于卷目式结构，“章节体”更能完整地叙述有关事项及其之间的联系，并“能分门别类地讲清有关问题，方法灵活，层次清楚，有利于把有关成果记述下来。同时，也便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9]。而从《（民国）续修曲靖县志稿》一书的结构安排来看，其明显受到新方志编纂理念的影响，但同时旧体志书色彩亦较为浓厚，故结构安排中才出现“卷、章、节”糅合并存的现象。而对于这一点，在该志内容设置上也有体现，通览全志，内容设置大体如下：
卷一：第一章地理：第一节沿革，第二节治乱纪事（附兵事始末），第三节疆域，第四节分野、气候，第五节灾祥，第六节山脉，第七节河流（附名胜），第八节风俗（婚礼、丧礼、葬礼、祭礼、房舍、交易、称名、岁时），第九节古迹，第十节古碑迹，第十一节塚墓（附漏泽园）。
卷二：第二章建置：第一节城池，第二节公署，第三节学校，第四节学额，第五节学田，第六节书院（义学附），第七节津梁，第八节闸坝（附圩帝含（涵）洞）。
卷三：第九节关哨，第十节市集，第十一节坊表（附园亭）。第三章祠祀：第一节坛庙，第二节寺观。第四章赋役：第一节户口，第二节田赋，第三节经费，第四节物产。第五章官师：第一节勋封，第二节官制，第三节职官表。
卷四：第六章人物：第一节乡贤，第二节忠烈，第三节宦迹，第四节孝义。
卷五：第五节文学。第七章人物下：第一节列女，第二节流寓，第三节仙释（方技附）。第八章艺文：第一节骈散文上
卷六（未见）
卷七（未见）
卷八（未见）
卷九：第九章艺文下：第一节骈散文下（序记）
卷十：艺文
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出，该志主要分为地理、建置、祠祀、赋役、人物、艺文等六门八章，每门之下再有若干节，每节之下则分记诸事。这种结构与传统旧志编排并无二致，无非名称不同而已。而实际该志所列诸节中，很多亦均旧体志书定例。比如人物门内所见列女、流寓、仙释等。建置门内列城池、公署、学校、学额、学田、书院、津梁、闸坝均可谓传统旧志之标配。惟该志因以节统篇，故在内容安排上更为灵活，如学校一节后紧附学额，并将学田单独成节列出，使读志者对于曲靖教育情况一目了然。另外，首章地理一门中，对于气候、灾祥、山脉、河流的叙述，尽可能引入当时自然科学调查结果，较旧志所论，更具说服力。
当然，此志毕竟非终稿本，因此错误缺点在所难免，特别是在结构安排上稍显杂乱。比如，卷三第四章赋役部分列四节，中有物产一节，然所述却杂入风俗条目。又比如卷五第八章艺文部分，收列朝骈散文，但章中又见有大量近体诗文收录。另外，作为稿本，此志恐怕并非完本，比如卷一第一章地理部分共八节，其中第八节风俗，本拟列婚礼、丧礼、葬礼、祭礼、房舍、交易、称名、岁时等，但稿本中仅具标题，而未见内容。同样，第九节古迹亦所述甚略。从该志结构的逻辑安排来看，卷五之后，卷六至卷八，本应同为艺文之骈散文上，且均应属第八章所载，但此三卷稿本中并未见录，而是直接接续卷九第九章内容。上述缺漏，志中还有很多，今恕不逐一列举。
二、《（民国）文山县志》
《（民国）文山县志》，存二卷，竹纸线装，行楷书就，8行，行28至31字不等，无封面，修撰、凡例、序跋、目录等信息均无存，全志仅见“西南博物院藏书”印一方。不同于《（民国）续修曲靖县志稿》，此志之修纂粗有记述，惜多显语焉不详，故至今不得知悉全志之要。
据笔者查知，现有史料涉及该志之修纂者主要有四处：其一是2002年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该志第六卷人物传略部分记文山县举人陈价事时有载，言其曾“倡修《文山县志》，惜未竟而谢世”[10]。其二是云南省施甸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施甸县志》所载。该志记李郁高事云，“二十三年（1934）初，（李郁高）主持编修《文山县志》，历时两年纂成”[11]。其三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所载龙开甲事所涉，“民国三十一（1942）年，县长李墉为前任纂修《文山县志》，志稿虽成而苦于无钱付梓，相商于龙，龙即慷慨捐出国币1.5万元以为印费。民国二十五年（1936），龙征得县长同意后，秉烈、露结、红甸三乡自马塘析出，成立第七区，县政府委龙任区长。同年，《文山县志》脱稿，原编8卷，现存6卷7本及大事记共8本。同年，麻栗坡特别区对汛督办避免征兵时边民流入越南，呈请省府缓征兵，省府允”[12]。其四为方国瑜先生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一书所记，“《文山县志》民国初年纂辑，云南通志馆藏抄本。按一九三八年冬，瑜入通志馆任编纂时，曾记馆藏志目录有四十余种，迨馆结束，所有图籍移交图书馆，今取旧时之目校对，诸本悉在，惟已无《文山县志》，不识何时失去”[13]。
综合以上四处材料所反映的信息，大体可以初步得出如下判断：《（民国）文山县志》一书，初由文山县举人陈价倡导修纂，但事未竟而身死，后由文山县县长李郁高主其事，于1936年修成脱稿。因无钱付梓，继任县长李墉于民国31年（1942）乞当地士绅龙开甲捐国币1.5万元助印，但钱虽捐而事终未成，此志最终无印本流传，仅以稿抄本传世。1938年冬，也就是志稿修成之第三年，方志学家方国瑜入云南通志馆任编纂时，曾目睹此志稿本，但后来再入滇，“诸本悉在，惟已无《文山县志》，不识何时失去”。后再据《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纂者所考，此志“原编8卷，现存6卷7本及大事记共8本”。也就是说，该志稿本于云南所藏今仅六卷，缺二卷。
对于云南所存六卷之内容，1999文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文山县志》时，于晚清民国部分多有引录。据该志所引，大体包含地理、官制、宗教、民俗、物产、民族、大事记等。惟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所存二卷：第二卷“建置”门、“山川”门及第某卷“人物”门[14]，未见引录。另外，“建置”门内有多处提到“今县长李郁高”，且志中记事止于民国二十年（1931），故当可推断，此稿本或正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中所称缺失之二卷。
今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二卷之内容，其中卷二“建置”门下设置沿革、城池、仓库、公廨、坊表、院所、亭榭、古迹、金石、冢墓、造像、匾额、寺观等目。“山川”门下置山脉、水系、名胜、桥梁、道里、交通、区乡等目。另外一卷“人物”门下则有科举、学校、乡饮、选举、名宦、鄉贤、忠烈、孝友、宦迹、封荫、文学、武功、耆隐、方技、仙释、流寓、善良、男寿、女寿、贞烈、节烈、节孝、节寿等目。
就笔者寓目之二卷体例来看，《（民国）文山县志》修纂虽晚于《（民国）续修曲靖县志稿》，但是该志少有创新，体例安排一依清志。仅以“学校”目为例，据新纂《文山县志》记载，文山县于“民国六年（1917），遵照新学制规定，学堂改称学校，县城设三所高等和一所初等小学校，并在明伦堂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初等小学校，农村有12所小学校。县劝学所统管东西南北四学区，设劝学员9人。民国十二年（1923），全县共办29所高初等小学校。由于地方动乱，时办时停。民国十五年（1926）地方稍安，学校复课，学生入学日渐增加。城区学校因升学衔接失调，县将三所高等和两所初等小学合并分设为四校，其中三所完全小学，一所初等小学。民国十九年（1930）和民国二十年（1931），遵照省教育厅训令，积极兴办义、民两教，取缔私塾。经筹措经费，培训师资，选择寺庙、公房作校址。全县划为八个学区，合理布局，扩大国民学校和民办学校。全县共建小学164所，超过省下达的指标，省政府传令嘉奖，发给奖金2500元，并颁给‘文石腾辉’匾额。县长李郁高，又奖给遍行农村兴办学校饱尝艰辛的县督学欧阳宗‘义教勤劳’匾。民国二十二年（1933），城内四所小学合并，一、二校为兴华小学。三校为启秀小学（女生），四校为毓材小学（男女合班）”[15]。可以看出，清民易代之后，文山县学制发生很大变化，从学者日众，办学层次亦日渐提高，教育规模于云南省内亦可谓名列前茅。但《（民国）文山县志》于此目中仅列本贯内周崧、刘祖武、朱绍曾等入高等学校者数人，于本县学校人才全未涉及，且该目所加按语，述学校源流时多言科举、及旧体官学情况，而对民国以后学校之制略而不言，仅谓“二十九年科举停，专办学校。科举所得人才，录至岁贡生止；学校所得人才，录至大学毕业，与大学毕业有同等资格者为止”。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撰者所备注的编选范围而已。当然，虽存上述缺憾，客观地说，该志于保存文山一地史料方面，价值还是很大的，同时此稿本本身亦具有重要的文物及文献价值，值得研究者所珍视。
三、余论
一般认为，“民国时期云南方志的纂修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6]。第一个阶段，是从民国肇始至民国十六年（1927）。此次修志源于民国六年（1917）北洋政府内务部感于朝代鼎革，“事迹多据传闻，不足征信，而凡属政典，如洋务、盐矿、裁兵诸大政，竞付阙略，未便咨送，故议改修”[17]。于是会同教育部，通知各地纂修方志。此轮修志云南一地有据可查者，宋永平先生认为有《路南县志》《续修马龙县志》《龙陵具志》《续修新平县志》《大姚县志稿》《蒙化志稿》《续修建水县志稿》《丽江县志》等八部县志。如将上述八志之体例与《（民国）续修曲靖县志稿》进行比对，就会发现，宋列八志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民国）续修曲靖县志稿》体例类同处颇多。特别是在门目设定上，诸志基本上均奉行了北洋政府的修志要求，“似宜仍由各省按照地方风土及特殊情形自为编定。但期不悖党义，不违史裁，新旧融通，即为编纂合法。至于地方制度之递嬗，社会生活之变迁，以及文化高低，工业优劣，交通畅阻，物产盈缩，均宜酌古准今，兼收并载。而统计一项尤当列为专门，是在地方长官延聘通儒，督率办理。若遽以定例相绳，诚恐事变滋繁，反难隐括。倘为慎重计，拟请钧院通饬各省政府，将所定志书凡例先送本部审核。如有违反党义及新旧偏重之处，由本部随时会商修正。其余体例上之因革损益，不必强其从同，庶可博采众长，蔚为巨典”[18]。虑及《（民国）续修曲靖县志稿》修成于民国十八年（1929），因此，该志很可能亦即此次官修方志风潮中所出之成果。云南修志之第二阶段是民国十七年（1928）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民国十八年（1929），国民政府内务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共22条，令各省着手纂修通志。云南于次年2月成立通志筹备处，9月又设立通志馆，“集历代旧志，复者删之，逸者访之，阙者苴之，乖谬者订正之”[19]。通志馆还负责制定《修志概要》及《全省各县志纲目草案》，对新修方志体例结构、文字文风、资料取舍，甚至图表数据都做出详细规定。据前文所引史料记述，《（民国）文山县志》于1936年修成脱稿，加之方国瑜曾于云南通志馆见此志抄本，故可认定，此志正是云南二轮修志之产物。
总的来看，新获见云南二志虽为民国时期所修方志，但所存史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云南地方史仍有较大助益。比如《（民国）续修曲靖县志稿》所列冢墓、古迹、津梁、书院诸目，记载了曲靖当时所存之名胜古迹，这些古迹因距今时日尚近，通过修复或复建，完全可作为今日发展旅游之资。又，《（民国）文山县志》“人物”门下，所载地方人物数量众多，完全可补史传记载之缺漏，而“山川”门所述之详，不但可作为地方旅游研究之参考，其所涉民俗诸事，更可视为民俗调查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由此可见，二志所包含的内容，确实是十分丰富而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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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此卷稿本于卷数处留空格，故本文以第某卷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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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文化研究中心2015年度项目（项目编号：QYYJC1503）；重庆市2015年度重庆市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科学研究规划青年项目，项目编号（CQYG2015014）
作者简介：张蕾蕾，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文博馆员；刘兴亮，历史学博士，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三峡文化研究所所长，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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