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说文解字》产生于隶书、行书、草书盛行之时，其除了发明六书以外也指出中国汉字的造字之源。汉字中的空间、对称、均衡、疏密、四维等各种造型方法，都体现了汉字的艺术性。书法创作时可以通过《说文解字》去分析包括小篆在内的其他书体，从而了解书法书体的隶、行、草等的演变轨迹。《说文解字》在书法教学中是不可回避的第一课，其承载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对中国汉字书法发展有重大影响，同时也是研究古文字的基础。
关键词：《说文解字》 书法艺术 认知
一、书法艺术的基础是文字，《说文解字》是阐释文字创造的重要典籍
书法教学中首先讲解的是文字，它是书法艺术的基础，而《说文解字》中就有关于文字是如何创造，为何只有中国文字才能成为书法的解答。
首先，《说文解字》的小篆文字是表达意义非常清晰成熟的文字系统，它由象形文字发展演变而来，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相比较，中国的象形字已完全脱离了单纯意义上的绘画，更多的是体现出概括、抽象的含义；与波斯的楔形文字相比，又注重描形与提炼，也正是由于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描形”与“表意”的两个功能，才使中国文字源远流长。
其次，《说文解字序》中介绍了中国古代构造文字的六种方法，即“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周易·系辞篇》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以书契。”即在象形文字前还有文字“书契”，再从西安半坡陶文和山东大汉口陶文来看，这些陶文是抽象的，虽然不能肯定陶文时代就一定在象形文字之前，但从逻辑推理来看，陶文书写简便、快速，按文字从简到繁的发展规律，可以判断象形文字之前，还有一个刻画符号阶段。关于象形文字与刻划符号到底谁先谁后，在古文字学界争议已久。而《说文解字序》里构造文字的方法的排序是“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种排列应该代表许慎的文字发展观，即认为象形文字之前还有刻画符号，也就是“指事”阶段。半坡陶文就包含造型与空间的含义，这也说明文字产生的初期就具有成为书法艺术的基因。随着人类思维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多元化发展，文字自身也向着清晰化演进，象形文字比刻画符号更便于交流和应用。而中国的象形文字绝不仅仅起绘画的作用，虽然它形象明确，但它的作用是文字的作用。除了象形文字以外，有的文字用组合方式来表现，这些组合文字局部是象形的，而整体上更抽象、概括，说明人类的意识进步了，思维更复杂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论象形还是组合的文字，都具有疏密、对称、平衡、对比等视觉艺术的重要元素。
第三，《说文解字》除了发明六书以外也指出了中国汉字的造字之源。传说黄帝有个史官叫仓颉，他比神话中的三眼二郎神还多一只眼，能看穿世界的一切，当然也能把它们概括为汉字。这个传说给我们的启示是仓颉的时代产生了文字，从大量考古文物也能证实这个时代产生文字是较适当的。再就是反映了我们先民的英雄情结。仓颉造字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意思是仓颉把天地一切都用区区几千汉字概括了出来。我们来审视一下每天用的汉字是不是包含天地一切，可以发现汉字的偏旁“金、木、水、火、土”就是古人对世界万物的理解。
二、《说文解字》中的小篆字体是书法创作的载体
秦书八体之所以产生是由于秦王朝虽然可以征服一个国家，却无法快速改变百姓长期的书写习惯。当时民间流行着多种应用书体，小篆仅是当时官方使用的文字。许慎明确指出隶书始造于秦朝，由于政务繁忙，官狱多事，小篆书写比较麻烦，为了避难趋易就舍小篆而改用较简易的隶书。隶书包括古隶、秦隶、汉隶、清隶。它们并不表示时间意义上的断代，而是指风格演变。仅就秦隶和汉隶而言，秦隶是指从篆向隶逐步演变时的隶书，还没有挑笔。汉隶则点画、波磔、挑画明显，从考古碑碣实证，指的是东汉中期以后的隶书。从出土文物如《曾侯墓竹简》《长沙仰天湖楚简》等战国时期的简牍中可以看出大篆书体中的横势运笔，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书写过程、心境性情及审美情趣。相较这些战国时期的简牍，成熟隶书字的结体一般呈横扁形，字中往往以一个较长的横画为主笔，并呈现波挑之势。而与篆书的对称工整也相异，横画出现了波挑。另外，如东汉崖刻《石门颂》被康有为推为逸品第一，它笔势跌宕，气势开张，运笔依石势而变化，用笔却是中锋，如同小篆的笔法，整幅作品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在许慎生活的时代还盛行草书书体，从赵壹的《非草书》可以了解到当时草书盛行的状况。这篇批评草书的文章正是在草书盛行的背景下完成的。从它的内容可知，张芝、罗晖、赵袭等人对草书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赵壹认为这些书法家应该去研究圣人之道和治国之道，而不应该把精力放在“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的草书上。在这里笔者不对赵壹的观点做评论。从书法书体的发展来看，《说文解字》成书时各种书体皆已形成。就草书来看，草书分为章草、今草。章草是隶书初步的快写，对隶书的结构做了省并，笔画间出现了简单的连笔。今草则比章草更为简略连绵。唐张怀《书断》中说：“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今草取消了“波磔”等隶书的用笔特征，很多字写得与过去完全不同，甚至简化得让人难以看懂，大大降低了它的实用价值。可是由于它的速度感、线条动作的变化多端并能体现书者的情感与性情而使草书有了主动的艺术追求。东晋王羲之等人使草书风格妩媚秀逸，线条的提按、顿挫，行笔的角度、方向、节奏、空间等随机出之，显得自然生动。到了唐代，张旭、怀素的草书别开生面，被称为“狂草”，他们在书写草书时精神状态十分自由。韩愈曾读到张旭的草书，说：“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即用草书线条表达天地万物之变和人的喜怒哀乐。这种狂草是纯粹的形式变现，是线条的流动交错等变化，往往没有释文就很难识别所书汉字。张旭常在畅饮美酒后挥洒草书，酒醒后在鉴赏自己醉酒时写的草书时，总觉得有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却又无法还原创作。
在《说文解字》成书的时代，除了草书、隶书盛行之外，行书作为崭新的字体也产生了。与草书相比，行书既容易识别又书写快捷，可以说行书综合了隶书和草书的优势，这使它更为实用。传统上认为东汉刘德胜是“行书之祖”，但书迹已不可见。正由于行书的易于辨认和书写快捷，使它被广泛应用在日常文稿和书信来往中。如号称“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此作没有不能识别的文字，开头字体端正，逐渐行笔流畅，整幅作品让人心情舒畅。从字里行间与线条变化中可体会当时的情景。王羲之父子和朋友们在暮春三月于兰亭修祓禊之礼。此时此地春色无边，风景宜人，王羲之感到春天的短暂如同自己的人生而有些淡淡的惆怅，他把这些喜悦与忧愁全都转化成了行书线条的变化溶进了《兰亭序》中，在自然的挥洒中将情感意蕴通过运笔技巧表达了出来。《兰亭序》中的点画撇捺、提按、顿挫、方向、节奏、粗细、疏密、空间等均是自如变化，显得十分生动。北宋米芾评价云：“二十八行，三百字，之字最多无一似。”再如“天下第二行书”《祭侄稿》，完成的背景是安禄山叛军横扫整个盛唐江山时，颜真卿和他的哥哥颜杲卿都是一郡太守。颜杲卿所守之城被攻破后，其壮烈牺牲，其子也死于这场战斗中。颜真卿满怀悲愤写下了《祭侄稿》。两篇文稿相比较，它们均是实用的，并非是为艺术创作而进行的书写，《祭侄稿》中就有大量的涂改。从两部作品书法线条的变化中可体会出作者的情感过程，只是作者书写时情感不同，两幅作品的审美作用也自然不同。《祭侄稿》开头处还能控制感情，文字也相对端正，而在往后书写中线条的顿挫乃至文学的涂改反映出了作者沉痛悲壮的心情。
王羲之和颜真卿把书法应用得出神入化，能根据书写的内容来变化字体、书风。如王羲之的《兰亭序》《姨母帖》《十七帖》等，有的线条较拙朴，有的更流畅，有的是带有隶意的行书，有的是草书。颜真卿有行书作品，还有能代表“盛唐气象”的楷书作品。楷书现存最早的是三国时期钟繇的作品。与成熟的楷书相比，最初的楷书结构并不规整，用笔也不太严谨，但自然生动，别有一番趣味。楷书的真正成熟是在唐代，这也与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唐代的科举考试要求有好的书法，而只有楷书才能让人感到悦目整齐，又容易识别。颜真卿是唐代楷书的代表人物，他的楷书与唐代初期所崇尚的王羲之瘦硬书法的风格不同，体现出结体宽博的特征，如他的传世作品《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等，具有丰腴、雄强、浑厚的特征，与盛唐崇尚丰腴、博大的时代审美一致，所以才说“盛唐气象”在书法上的代表是颜真卿。王羲之和颜真卿之所以是书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杰出书法家，是因为他们的书法内涵丰富多样，体现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表达的书法观点，“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既是文字的创作方法也是书法的创作规律。书法创作是以客观自然中的现实形象为基础，书法结体应该如现实形象那样是统一的、完整的、互相有联系的形式规律，最重要的是书法家能把这些形式规律包括情感意识表达成只有线条变化的书法艺术。
书法发展过程中，每个时代的杰出书法家们都继承和发展了许慎的基本思想，自觉地对书法艺术进行着审美观照。
三、《说文解字》在书法艺术发展中的重要影响
1.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第一部系统的创作，也是后代书法文字研究的基础。
许慎《说文解字》成书之前的甲骨文、金文时期，有些字在书写时的置向还不固定，或者有些字的构件还不固定，《说文解字》固定了偏旁在字体中的位置，并且规定每字的书写笔数，创造了一种从字体结构中考察音义的新体系。凡同义的字用声符别词，如江、河、湖、海都是水名，义符从“水”，而用声符来区别；煸、蝙、鳊、碥都从扁声，而用义符来区别。像这些义符和声符相互制约的形声字大约占汉字总数的87%以上，是汉字的主体。也正是因为以汉字形声系统为中心的结构体系，才使得一些文化不高的人遇到不认识的汉字只要认出一半就能推测出字的音和义。
2.《说文解字》汉字构形特点形成了汉字书法艺术和玺印艺术。
《说文解字》所收的文字主要是秦篆，其中古文和籀文为数很少。在二维平面中组合汉字构件，不同的汉字构件可以组成不同的汉字，相同的构件也可以组成不同的汉字，如“人”“从”“众”的不同是构件多少的差别造成的；“比”“从”“北”“化”的差别是构件置向的不同造成的。这些在二维空间内造成的区别，在《说文解字》中可以看出是用简单的规整符号来传达信息的。有许多字形可向上追溯到汉字之源，如“人”字，《说文解字》云：“人，天地之性最贵也，此文，象臂胫之形，凡人之属皆从人。”虽然人字偏旁在甲骨文、金文等字体中并无固定位置，既可置于左右两侧，也可置于中间，但在《说文》中就只有两种形体，一为立于左侧的“亻”，一为置于中间的“人”。再如“大”字，是象形，象人体的正面，《说文》云：“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大字与其他偏旁组合常居于字体中间或上部。“大”上面加一横表示“天”，下面加一横表示“立”，是一个人站在地面上。也正是因为汉字二维构形的特点，才形成了汉字书法艺术和玺印艺术。
3.关于传统方面，中国文字是现实主义的，也是浪漫主义的，这些传统在《说文解字》中就有充分的体现。
人们对自然、对生活的看法在《说文解字》中都有体现。如“木”字，《说文》云：“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从屮，下象棋根，凡木之属皆从木。”木是象形字，有位于字体左侧的，如“橘”，《说文》：“果出江南从橘声。”“桂”，《说文》云：“江南木，百药之长，从木圭声。”有置于字体的上部或下部的，如“杲”字，《说文》云：“明也，从日在木上。”“杳”字，《说文》云：“冥也，从日在木下。”还有是以木字自身为主，另附加符号，如“末”字，《说文》：“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束”字《说文》云：“缚也，从口木，凡束之属皆从束。”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可以从汉字词汇中体现出来，在某一领域用词的广度和深度可看出当时人们对事物的关切度和分析度。在畜牧业时代，表示“马、牛、羊、猪”的词语很多，《说文解字》中关于“羊”的词：“，五月生羔也。骛，六月生羔也。”“羝，牡羊也；，黄腹羊。”古代出于放牧和祭祀的需要，羊的大小与颜色显得十分重要，以至于要用不同的词来命名。而这种对自身、对自然、对社会的关心正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我想，从这几方面看，《说文解字》在书法教学中是不可回避的第一课。《说文解字》承载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对中国汉字书法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同时也是研究古文字的基础，这些都使《说文解字》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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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毛文，硕士，河南工业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从事书法艺术、艺术设计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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