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怎样长胖的？

报告还在起草时，不同寻常的事情就发生了：美国卫生部长汤米·汤普森飞到日内瓦，代表全美制糖业进行了游说。詹姆斯说：“提议从此搁浅”。

最近，纽约市长布鲁姆伯格计划缩小软饮料的超大分量装；上周可口可乐公司的前高管托德·普特曼则公开声称软饮料公司必须重视“健康产品”的开发。但改变之路，其修远兮。美国之前征收苏打水税的提议在食品行业对国会的游说下中止了。软饮料行业立马为费城儿童医院援建了一间病房，从此苏打水税的事就过去了。讽刺的是，那间病房是专门为肥胖儿童准备的。

凯斯勒能够成功促成在烟盒上印刷警示语，但为何在高糖食品工业就不奏效了呢？他说，这是因为当警示语出现在烟盒上时，烟草巨头们已经对西方市场失去了兴趣，他们的新市场是远东、印度和中国。这并不是烟草行业的让步，而是战略转移。食品行业则不同。首先，食品行业的游说团体比烟草行业更强大。该行业同医药、化学甚至减肥产品的利益交织成了复杂的网络。这些形形色色的卫星行业从肥胖患者身上赚足了钱——这意味着食品行业与肥胖患者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

公共卫生部长安妮·米尔顿说，针对食品行业的立法可能性并未排除，因为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成本正在日渐升高。前任政府一直都是采取的合作路线。这又是为何？因为食品行业提供了成千上万的职位和数十亿的财政收入。食品行业就是一个“巨无霸”，任何不与其合作的政客都会面临相当大的风险。然而，米尔顿接着说：“我不怕食品行业。”

我们应当相信她，因为如今并没有什么更值得惧怕的事情。最终，当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用于肥胖的成本（如今是一年五十亿英镑）超过了英国从快餐和糖果市场中获得的财政收入（如今大约是每年八十亿英镑）时，转折点就会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