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淮河

报告文学百余篇。

曾获孙犁散文奖。

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每次经过淮河，我都会对这条古老而又年轻的河流深深凝望。

在中国大江大河中，淮河没有长江浩荡的里程，也没有黄河奔腾的气势，它的长度仅为珠江的二分之一，流量也仅有黑龙江的五分之一。然而，千百年来，它流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像一根神经，深深牵动着这个古老的国度；像一根魔杖，造就了南北方奇异的自然景象和民俗风情；更像一位历史巨人，影响左右着这片土地乃至华夏民族的文明进程。

凝望，总让我有一种溯源而上的冲动，有一种撩开岁月尘封的面纱，去亲近、去窥探的欲望。

一

波光粼粼的淮河水，掩饰不了它的古老与神秘。

我们不妨把目光沿河溯源，穿过岁月的风雨，投向遥远的时空。

“鼓钟将将，淮水汤汤”，《诗经》最早向人们描绘了这条古老的河流壮观的景象。

传说，古时候这条大河沿岸的芦苇丛中生存着一种数量众多被称之为“淮”的鸟，淮河因此而得名。

淮河发源于河南省境内的桐柏山。在这座北望中原、南览楚天的巍峨峰顶——太白山顶，一泓终年不竭的清泉汩汩而出，涌出淮河源头第一股清泉，从此，它开始漫长的跋涉，穿山越滩，曲直东流。

在中国古代地理典籍中，关于淮河源头的记载最早见于《禹贡》：“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沂泗，东入东海。”

单独流入大海，能直通海洋之气的河流古人称之为“渎”。于是，这条自西向东，奔向大海怀抱的大河与黄河、长江、济水并称“四渎”。“四渎”之谓，确立了淮河在古老中国大河大江中的地位。

作为“四渎”之一，淮河自然也成了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眼中关注考察的重点。他在《水经注》中不仅详细记叙了这条大河的源头、流向和入海情况，还对沿途一些重要的支流如颍河、汝河、泗水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如今，我们依然能从这部地理巨著多个章节中读到他关于淮河及其支流简练而又精彩的描述：

淮水与醴水同源俱导，西流为醴，东流为淮。潜流地下，三十许里，东出桐柏之大复山南，谓之阳口。水南即复阳县也。

淮河自桐柏山奔泻而下，昼夜不息，在时间长河中已经跨过了一百万年的旅程。

面对这条大河，人们感激和困顿总是相伴而生。一方面，它用乳汁养育着两岸黎民百姓，给人们带来恩泽；另一方面，它又经常泛滥成灾，给它的子民带来深重的磨难。对它的敬重与畏惧，防范与治理，贯穿着大河风雨历程，也在中华文明史册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秦朝统一中国后，远在秦都咸阳的始皇帝似乎听到了淮河滔滔河水发出的轰鸣声响，感觉到这条河流在他统治领域的威严和力量。他把淮河列为“五岳四渎”，诏令天下祭祀。位于淮河源头的“淮祠”便是最早祭祀的地方。

这种轰鸣与力量，穿过岁月的风雨，也震慑着后来历朝历代统治者。面对大河的恩泽与淫威，统治者选择建造庙宇神殿，乞求神灵的保佑。于是，在淮河的源头出现了这样一种景象，令人肃然起敬的庙宇神殿前，香火缭绕，幡旗飘飘；统治者领着他的臣民对着冥冥中的河神顶礼膜拜，祈求安康。那些见证岁月风雨的庙宇神殿规模也越建越大，成了后人解读这条大河历史一种特殊的符号。

东汉时期，南阳太守中山庐奴君受命负责在淮祠的基础上修建淮庙。完工之后，他在庙堂里立了两块石碑，描述着建庙的场景与功绩。时至今日，残存的碑文上“五岳四渎，与天合德”八个刻字依稀可辨。

到了宋代，祭祀规模日益隆重。宋真宗对修建淮庙十分重视，先后两次下旨重修。他令翰林画工起草工程图，挑选八位有名的工匠负责修缮，并征发唐州（今河南唐河县）、邓州（今河南邓县）、许州（今河南许昌）、颍州（今安徽阜阳）等地的屯兵前来桐柏修庙。据史料记载，此时庙宇占地五百亩，庙房五百二十六间，如此规模，在当时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明朝初年，由于淮河长期泛滥成灾，加上宋金对峙，战乱连年，两岸早已饱受水患和战乱之苦。开国皇帝朱元璋为安抚天下，稳定淮河两岸的百姓，钦制《定各神号诏》，把淮河作为“四渎”之首，进行祭祀。

清朝疆域辽阔，康熙皇帝削平三藩、亲征朔漠，创造盛世辉煌。然而，面对中原大地上这条河流，他也不得不放下龙威尊严，除了下令祭祀，他还亲自为淮庙题下“灵渎安澜”的牌匾，悬于庙宇门楣之上，表达对淮河的敬畏和祈愿。

如今，那些曾经寄托着人们祈愿的庙宇神殿早已落入岁月的尘埃，那些曾经凝聚着人们虔诚目光的香火早已在风雨中散尽，那些曾经经历的恩泽与苦难一同走进了历史。在淮河源头零公里处，一座雄伟古朴的建筑——淮河源文化陈列馆，替代了曾经的庙宇神殿，重新诠释着这条古老而又年轻河流前世今生。陈列馆前，一块山石上刻着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淮河之源。字里行间似乎隐藏着一种神秘，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一条大河的气度，也许就是凝聚在这些神秘与岁月苍凉之中，无论远视或近观，都呈现着一种威严与力量。

二

淮河的神秘不仅仅是它古老苍凉的面容、曲折坎坷的流程以及源头庙宇神殿缭绕飘荡的祭祀香火，还在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它与西部巍峨的秦岭一山一河，形成了我国南北气候一条天然的分界线，构成泱泱大国南北方一道浑然天成的自然、人文分水岭。

今天，驱车经过凌空飞越淮河之上的蚌埠高速大桥，桥的两端醒目标牌映入眼帘：“欢迎你进入中国南（北）方！”穿过大桥、越过滔滔河水，让人陡生一种跨河越界之感。每次经过这里，我的脑海中都会闪现出一个概念，这是中国南北方的界线！

现代地理学研究表明，这条独特的分界限缘于秦岭——淮河一线与气候中的两大要素巧夺天工般重叠，即划分气候温湿两个标志性指标——零度等温线和年800毫米等降水量线。抛开这些数据概念，一道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呈现在大河两岸：

淮河以南，气候温和而湿润，四季草木丰盛，山清水秀，冬天崇山峻岭依然绿树成荫，一派生机。行走在南方大地上，常见的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见到的朋友大多是性情温和，儒雅宽容的“南方人”。

淮河以北，气候寒冷而干燥，草木冬枯夏荣，冬天常常冰雪覆盖着江河大地，银装素裹。行走在北方大地上，常见的粮食作物主要是小麦，遇到的知己大多是性情耿直，豁达大度的“北方人”。

一条大河就这样借天地之气，揽风雨之魂，神奇地成为中国南北文化碰撞、交流和转换的轴心。南米北面的饮食习俗、南蛮北侉的方言区别、“南义”与“北禅”佛教之别等诸多差异，构成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特征。

“橘生淮南即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晏子春秋》的故事中，足智多谋的晏子出使到楚国，面对楚王的刁难，巧妙地借助淮河南北气候土壤的差异对植物生长的影响，有力反驳了楚王关于齐人习性的质疑。

由此可见，这条独特的自然分界线所造就的南北不同自然景观和文化现象，早就被古人察觉和发现。

古人虽然发现了这种奇妙的南北差别，但没有人把它上升到南北方分界线高度来认知。直到清代一位名叫张相文的历史学家才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述了这一概念。1908年，他在地理学文献《南园丛稿》中把中国分为六大部，明确提出淮河为中国南北分界线：“唯淮水发源于北岭之支麓，实继北岭之正干，而为南北分界线。”

地域自然文化上的分界线带来的中国南北方之分，也成了历史上王朝对峙割据，甚至分疆裂土的“楚河汉界”。

透过岁月的烟尘，我们可以看到，兵戎相见、烽火连天的场景在这条南北方分界线上屡屡上演，特别在中国南北分裂时期，以此为界的南北方纷争尤为激烈。战火硝烟几度笼罩在这条古老河流的上空。

淮河如有记忆，一定不会忘记公元383年。这一年，已经攻下大半个中国不可一世的前秦王苻坚率九十万大军南下，企图实现“南游吴越，泛长江，临沧海”的梦想。东晋谢石、谢玄率八万晋军，北上抗敌。晋军攻打洛涧（今淮河支流洛河）后，直逼秦军占领的寿阳。晋军的英勇和神速让秦军心生胆怯。于是，他们看到的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听到的是淮河边“风声鹤唳”，不禁自乱阵脚，大败而归。这就是发生在淮河边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也是奠定南北之分的最关键战役——淝水之战。

战后，前秦退出淮河北上，东晋王朝定都建康（今南京）。以淮河为界，东晋统治着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前秦一蹶不振，五胡乱中原，先后建立十六实力较强的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这一南北分裂统治局面，直到隋朝统一中国后才告一段落。

历史往往再现着相同的惊人一幕。七百多年后的南宋时期，淮河再次见证两个王朝在此对峙的局面。

女真族本是中国北方一支游牧民族，建立金王朝后与宋王朝联合灭辽，不久又打起宋王朝的主意。软弱的宋王朝没能敌过强悍的金兵，在丢失北方大部分疆土后，被迫把都城迁到江南一隅，开始了历史上南宋时期。然而，日益强大的金兵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挥舞着马鞭，一路杀到淮河岸边，又把觊觎的目光投向淮河以南富庶的土地。滔滔淮河水最终没能挡住金兵的铁蹄。金兵渡过淮河后，先后攻占了寿春、南京，又攻破杭州城。金兵南犯激起了岳飞等南宋爱国将领和军民的反抗。此后双方在淮河两岸展开了一次又一次拉锯战。两个打得筋疲力尽的王朝最后在1141年签订和约，双方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南归南宋，淮河以北属于金朝。淮河又一次充当南北对峙的分界线。

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这些历史天空中的硝烟时，年代久远刀光剑影的场面也许不甚清晰，然而特殊的位置和地域上的南北分界线引来的战火，却是淮河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三

河流是生命的摇篮。和所有大江大河一样，淮河以它母亲之躯哺育着生命，孕育着东方这片古老土地上最早的文明。

20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群人匆匆奔走在安徽蚌埠禹山脚下宽阔的淮河大堤上。炎热的天气没有让他们停下脚步。他们凝视着滔滔淮河水，举目淮河两岸，最后把目光锁定在一个叫“双墩”的地方。

这是一群独具慧眼的考古学家。在双墩村一片岗地上，经过三次大规模发掘，他们惊奇地发掘出大量陶片、石器、骨角器、蚌器以及烧土建筑，还有泥塑的艺术品。而这一遗迹在地下沉睡了7300多年。

双墩村文化遗迹的发掘揭开了新石器时代淮河流域先人生活的神秘面纱，反映了7000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这一发现在考古学上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双墩文化”。

继“双墩文化”考古发现之后，考古学家陆续在淮河流域发现了属于母系社会的江苏泗洪“下草湾人文化”遗址、河南舞阳9000年前稻作农业的“贾湖文化”遗址、安徽蒙城境内被誉为中国原始第一村落的“尉迟寺文化”遗址，以及印证了民间传说“禹会诸侯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盛况的“禹墟文化”遗址。

与黄河、长江流域史前文化一样，淮河岸边，祖先们也许无意在黑暗中留下一串足印，却是人类文明黎明的开始。

如果说早期淮河流域文化活动谱写了人类史前文明重要篇章，那么有史可考的古代文明，则是揭开了淮河文化群星闪耀、熠熠生辉的一页。

淮河流域第一次骚动不安、异常热闹的文化景象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思想大碰撞、文化大繁荣、社会大变革时期。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政论家、文学家在这里诞生，或从这里走出。他们活跃在中国历史文化舞台上，引领着古老国度思想、政治和文化的走向。

这其中，发出最耀眼光芒的首推老子。老子出生在淮河支流涡河岸边。两千五百年前，这位道家学派创始人面对汩汩流淌的河水，就发出“上善若水”的高妙之言。他对自然万物的解释归结于“道”。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在风雨飘摇的周王朝当过守藏室史官（相当于今天国家图书馆馆长），研究着他的道家学术，晚年骑一青牛西出嘉峪关，留下一部五千言的《道德经》。

紧跟老子步伐的是庄子。沿着涡河行走，离老子出生地涡阳不远处的蒙城，就是庄子的出生地。庄子比老子晚两个世纪，在蒙城当过漆园吏。他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家学说，用生动的现实事例来诠释“道”的蕴意。庄子另一个突出的成就是他以意味隽永的寓言哲理，神奇浪漫的笔调，创作出《逍遥游》、《齐物论》等一篇篇令后人无法超越的名篇佳作。《庄子》在先秦诸子百家散文中，像一块夺目的瑰宝，发出独特而又耀眼的光辉。

如今，位于蒙城县城东北部的庄子祠，松柏掩映，古朴典雅。一尊半卧半躺的庄子塑像再现了这位哲人依然沉醉于化蝶的美梦之中。

当老庄在涡河岸边创立道家学术时候，在淮河下游，曾经属于淮河流域的古济水岸边，另外两位哲人孔子和孟子开始传播他们的儒家思想。孔子比老子出生稍晚，据说，他曾经带着学生到周都城向老子问礼。老子向他讲授“道”，而孔子感兴趣的却是“仁义”、“礼教”和“孝道”。道家学说和儒家思想大抵产生于同一时期，他们像数学中两条相交而奔向不同方向的抛物线，在各自领域诠释着自然法则和道德伦理学术；又像两道耀眼的光芒，照亮着中国两千多年来思想和文化天空。

除了老庄和孔孟，同一时期这片流域还诞生了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思想先驱、哲学大家和文学奇才，如管仲、列子、墨子、曾子等，先秦大道的中国文化思想天空因为有了淮河流域这批耀眼的繁星而变得熠熠生辉。

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再次出现群星荟萃的景象，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谈文论道，针砭时弊，著书立说，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军人物。我们稍加盘点就可以列出如下杰出代表：汉代汉赋开创者，淮安人枚乘；中国无神论第一人，《新论》作者，汉代淮北人桓谭；汉武帝时期被封为“淮南王”，《淮南子》编著者，豆腐发明人刘安；三国时期亳州“三曹”以及“竹林七贤”中的淮北人嵇康、刘伶；被誉为“神医”的亳州人华佗；南朝文学家，《世说新语》作者徐州人刘义庆等。

有位学者曾作过这样的描述：淮河两岸多是平坦开阔的平原，很少见到高山，以老庄、孔孟以及管仲、墨子、嵇康等为代表的先贤哲人的思想和学术成就，宛如淮河岸边耸立着的一座座“高山”，令后人高山仰止。

凝望淮河，我们透过时空除了看到这些活跃在华夏文明史上人物，还有一种景象映入眼帘，那就是曾经建立在淮河两岸历朝历代的都城。尽管这些都城有大有小，规模也没有京都皇城那样繁华光鲜，但同样是一个时期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折射出这片流域古老厚重的文化底蕴。

寿县，古称寿春、寿阳。这座位于淮河南岸的扼淮重镇，历史上先后五次贵为都城。

春秋时期，下蔡在这里建都；战国时期，楚国迁都于此；西汉，这里是淮南国都城；东晋时期，这里再次成为刘裕的宋国国都。今天，我们在寿县县城依然能看到保存完好的古城墙，这是北宋熙宁年间修建，经过南宋嘉定年间重修，已有八百多年历史。

与淮河南岸寿县遥遥相望的淮河北侧亳州，早在三千年就有“商都于亳”的记载。夏朝末年，汤在奴隶出生的伊尹帮助下，灭掉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建立商朝，最初的都城就建立在居高临水、土地肥沃的“南亳”。

亳州还是一代枭雄曹操的故乡。在三国战乱、枭雄争霸时期，曹操一直把家乡亳州作为争夺霸业最坚强的后盾。他在这里构建了我国最早的地下军事防御工事——运兵道，在周边地区构筑了众多坚固的军事连营。公元209年，他利用家乡淮河三口之一的涡河口，越过淮河，占据合肥，进军江南，奠定了“三国鼎立”的统治格局。后来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当上皇帝，把这里定为陪都，时称为“谯”，与当时的许昌、长安、洛阳、邺城并称“五都”。元朝末年，刘福通拥韩林儿为帝，视亳州为吉祥兴盛之地，在此建都，国号宋。

沿着淮河往下，到达淮北，这座能源新城是古相国所在地。早在春秋时期，古相国国君相土在这里建立古相国。《诗经》有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至今，这里的人们还为“相王建城”而感到自豪。

淮河穿过蚌埠的荆山、涂山，出临淮关，流经一片开阔地带，进入安徽凤阳。凤阳古属于钟离国，后改为临濠，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对家乡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登基第二年，他便下令在家乡兴建“大明中都皇城”。据《明史·地理志》记载，中都城建了六年，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停建，但已经具备了皇城的规格和规模，“周五十里，立九门”；有城池、宫阙、钟楼、鼓楼以及御史台、日月坛、社稷坛、太庙等。当时为了解决民工问题，朱元璋从全国调集工匠9万人、军士7万人，还有大量囚犯，前来筑城。他还移民20多万，充实这里的人口。公元1374年，朱元璋把中都城所在地命名为凤阳。今天，人们在这里依然能看到皇城的踪影，残存城墙、石基和瓦砾似乎还在诉说着曾经繁华一时的故事。

位于淮河下游的历史名城徐州，又称彭城。相传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尧封彭祖于此，建立大彭国。彭祖是烹饪鼻祖，也是民间传说的著名寿星，传说活了八百岁。楚汉时，刘邦建都于彭城。后来，他尽管定都长安，在渭水南岸修建长乐宫，但对家乡土地依然念念不忘。高祖十年，刘邦途经故里，大摆宴席，宴请父老乡亲。席间，他击筑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今天，徐州沛县依然有弥漫着楚风汉韵的“歌风台”。东汉这里设彭城国。魏晋南北朝各代这里都是军事、文化、经济重镇。

如今，历史的烟尘早已散尽。纵观这些城市，岁月洗去曾经的铅华，尽管少了一些帝王之气，却焕发出时代勃勃生机。它们重新沐浴着淮河徐徐清风，如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大河两岸，演绎创造新的文明。

四

世界上大江大河曾经拥有过的辉煌与它们经历的苦难似乎相伴相随，淮河也是如此。

今天，我们站在杨柳依依的淮河大堤上，也许感受不到淮河源头庙宇神殿中缭绕香火的无奈，听不到洪水肆虐发出的淫威之声，看不见踯躅在岸边拄着拐杖四处乞讨人的身影。但是，曾经的苦难却深深嵌进一个民族的记忆深处。

淮河水患既有自身地形地势“先天不足”，也有黄河“欺凌”外部原因，还有人为因素带来的灾难。

淮河从桐柏山一路下来，沿途汇集了大大小小无数条支流，中游地势低洼平坦，河水易聚难泻，下游出海口不畅，这些因素汇集叠加在一起，似乎注定了它命运多舛。“十年九灾”是人们对这条大河曾经发出的无奈评价。

有史记载以来，淮河几乎每隔几年都要大发作一次。尤其是从南北朝至明清时期，淮河的大水成了淮河两岸一代又一代人噩梦般的记忆。这期间有记载的大的洪水灾难多达上百次。1931年淮河大水，全流域大批农田被淹，受灾人口两千一百多万，死亡七万五千多人，灾后瘟疫流行。

千百年来，这条河流如同大地上一根敏感的神经，每一次发作，都是一次痛楚的抽搐、震颤，深深蜇痛这片土地。

黄河屡屡“入侵”，夺淮入海，又在它多舛的命运中投下一道厚重的阴影。

淮河与黄河的下游几乎是平行的走向。两者最近的距离也相隔两千多公里。然而，善淤、善决的黄河从汉武帝时代就开始侵入淮河。在此后长达近千年时间里，泥沙俱下的黄河水多次破堤而出，从淮河北岸支流侵入干流，对干、支流河道恣意侵凌，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淮河在中下游找不到稳定的河道。

天地间一次次悲剧上演，也改变了淮河流域地貌和水系。今天，我们已看不到“四渎”之一古济河的身影，曾经是水乡泽国的梁山泊也已经从人们视线中消失。我们能看见的是废弃了的黄河故道，还有今天苏北里下河洼地那些连片的湖汊——淮河入海不畅留下的漂泊身影。

淮河水害，还有人为造成的劫难。

位于安徽境内的淮河第三峡——浮山峡南北朝时期曾经出现一座堤堰，但它最初不是水利工程，而是一个准军事设施。因为建筑堤堰的目的不是蓄洪灌溉，而是蓄洪破敌。

公元514年，北魏占领了寿春。南梁不甘心失败，一心想重新夺回这个淮河南岸军事要地。可是，梁武帝萧衍没有夺城的实力，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北魏一位叫王足的将领投降到南梁。他向南梁出了一个不用用兵就能攻下寿春的主意，在淮河第三峡——浮山峡，修筑堤堰，拦住淮河水，利用这里高出寿春八九米的落差，水淹寿春城。梁武帝萧衍采纳了他的主张，立刻征调二十万军民，开始修筑堤堰。一年多后，一座长九里，高十九丈的拦水堤堰筑成。然而，就在南梁人盼着水淹寿春时，一场灭顶之灾也在悄悄降临。随着水位不断上涨，堤堰难以承受，公元516年夏日的一天，堤堰突然垮塌，凶猛的河水伴着惊雷般的声响冲向下游。浮山峡以下直至淮扬顿时成为泽国，十几万民众死于洪水。

水淹破敌，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极其悲剧性的后果，但这一做法却被自认为聪明的后人屡屡效仿。

南宋王朝和金兵在中原、淮河展开拉锯战之时，为防御金兵南下，公元1128年，南宋将领杜充在黄河河南汲县与滑县之间人为决堤，引黄河之水，冲淹金兵。黄河水如出笼的猛兽向南奔泻，成了拦住金兵铁骑的利剑，却伤及无数无辜。决堤口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黄河因此改道，从泗水夺淮入海。

金统治者又反过来效仿，公元1194年，他们在黄河阳武（今河南原阳）决口，期望以水代兵，侵扰南宋。暴虐的黄河水一泻千里，再次侵入淮河以北地区，酿成淮北平原大面积水灾。

花园口是郑州附近黄河岸边一处渡口，1938年6月，国民党当局为了阻止日军西进，在此炸开一道决口，黄河水倾泻而下，再次侵袭淮河支流和干流，造成豫苏皖三省四十四县被淹，形成近三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直到1947年花园口决口被堵上，黄淮平原饱受了长达九年的水患之苦。

多灾多难的母亲河被人为蹂躏至此，这是一条河流的宿命，还是人类的宿命？

大河无穷无尽地流淌，几千年桀骜不驯，治愈它、驯服它一直支撑着人们心愿与梦想。从传说中的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劈山开川治水，到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在淮河流域建造我国最早的水利工程——芍陂，以及后来曹魏在两淮实行的“屯田”，隋唐、北宋时修建通济渠、汴渠，清代设立导淮局，等等，人们一直在探寻着治理这条大河的智慧与力量。无奈，这些治淮之举在某一区域、某一时段发挥了一定作用，对整个河流水患的消除，如同杯水车薪。大河苦难的历史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依然没有翻过去沉重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对淮河水患的治理也成了一件最棘手、最紧迫的事。1954年的淮河大水当今有些人可能还记忆犹新。这次大水也深深触痛了伟人的神经。“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随着伟人一句神话般的号召，淮河两岸人们掀起了治淮高潮。淠史杭工程、江都水利枢纽工程、梅山水库、佛子岭水库、洪泽湖大堤等一大批治淮工程相继建成。特别是淮河入海水道工程建成通水，结束了淮河长达八百多年没有直接入海出路的历史。桀骜不驯的淮河水，按照人们的意愿被牢牢锁定在淮河之中，最终流入大海。

千里淮河终变安澜。

责任编辑 何冰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