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本文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成果之一。

提 要：在两河流域出土了大批碑刻和泥板文书，同文献一道可以建立一个内在的相对年代体系。亚述地区的《名年官表》等文献是公元前一千纪年代学的主要依据，参照现代天文学提供的日蚀数据和文献材料，亚述名年官记录的日蚀日为公元前763年；以此为基点，亚述历史年代可以直推至公元前15世纪。天象预兆泥板提供了古巴比伦王朝第10王的第1—8年的金星运行记录，参照现代天文学提供的金星运行史表，年代学者提出了“高年代体系”，“中年代体系”，“低年代体系”，对其分析、推演表明中年代体系与历史文献提供的相对数值最为接近；古巴比伦王朝的公元年序得以建立。公元前三千纪上半时期定义为“早王朝”，并分为三期。

关键词：年代 纪年 泥板 天象

如果把文字的产生看作文明的起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可以说是古代世界文明中最早产生的；楔形文字符号的最早雏形——古朴象形图符出现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乌鲁克文化晚期。然而，和埃及文明一样，两河流域文明经过三千年的发展后，也很早退出了历史舞台。到公元2世纪，楔形文字在西亚被完全废弃并失传了。在以两河流域文明为研究对象的现代新学科西亚考古学和亚述学建立于19世纪中叶之前，当今世界对其由盛而衰的道路以及留给现代文明的丰富遗产了解甚少，更不用说建立一个系统的年代学从而展现这一伟大文明的纵向时空。19世纪，英、法、德在两河流域考古发掘的巨大成功使千百计的写有楔文的碑刻以及上万片泥板文书源源不断地涌向西方的博物馆和著名学府(现代考古学正是产生于20世纪初两河流域的发掘实践中)。对这种楔形笔画组成的神秘文字的研究破释的成功，标志着以两河流域文明出土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亚述学的建立。大量的原始文献为亚述学者们提供了前人所不知晓的极其丰富的第一手的信息。数十个王朝和首都、成百上千个国王的名字和三千年的时空跨度迫切需要归纳成一个两河流域特有的年代体系。两河流域出土文献无《史记》类的史书，但有许多可以作为年代学依据的王表、名年官表、有日期的宫廷档案和商业契约。这些文献被亚述学者整理研究之后可建立一个封闭的相对年代体系。然而，今人要建立两河流域文明和周围的古文明以及现代文明的时空关系，就必须把这一相对的年代体系转换成现代人应用的绝对年代体系——公元纪年。因此，建立一个以公元纪年为坐标的、一元时空概念的两河流域文明的年代学，自从亚述学成立以来就一直是个重要而迫切的研究课题。

一 两河流域文明所经历过的多种纪年方式：年名、名年官、在位年数和塞琉古纪元

两河流域由于地理、文化和政治的差异分为南北两大地区。从公元前二千纪始，南方称为巴比伦国，希腊人称为巴比伦尼亚；北方为阿淑尔国，希腊人称其所在地区为Assyria，中文简译为亚述。纪年始于公元前2500年的文明摇篮地巴比伦尼亚，各城邦发明的纪年方法不相同：尼普尔用年名纪年；舒路帕克用轮换的执政官(ensi)名字(名年官)纪年；拉旮什和温马以执政官在位的年数纪年。阿卡德统一两河流域后，源于圣城尼普尔的年名纪年法成为王朝主要的纪年方式。随后的乌尔第三王朝和古巴比伦时期，年名成为除亚述地区外各地都使用的共同纪年法。“年名”与中国帝王用的两字年号不同，它是两河流域各国国王在年末用自己在当年的政治或宗教方面的业绩给下一年取的名字。正式的年名是由完整的一二句话构成，往往很长；在实际应用中，书吏们多用由二三个词构成的简化年名。例如统一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汉穆腊比的第2年的简化名是“年名：国王汉穆腊比在全国建立了公正”。这一年名的历史信息是汉穆腊比在他统治的第1年(年名的前一年)在全国废除了贫穷公民的债务。用年名纪年在两河流域使用了七百多年，经历了青铜时代早期和中期(约公元前2300—前1600年)。

亚述和巴比伦所使用的纪年系统是不同的。亚述国家不用年名而用名年官的人名纪年。每年选出一位名年官(亚述语limmu，源于动词“轮换”)，他的名字加上名年官职即为这一年的称呼：“名年官：某某”。亚述地区的名年官纪年法和巴比伦的年名一样都属于不能明确表达历史时空概念的无序数纪年法。从亚述立邦到帝国灭亡，名年官纪年在亚述使用了约1400年(公元前2000—前600年)。名年官的一年任期表明在古时部落执政长官的权限仅为一年。在王权形成后，名年官变为贵族们的荣誉称号。每年的名年官是用拈阄的方法选定。耶鲁大学巴比伦收藏馆有一个3厘米见方的小泥块，四面刻有楔文，铭文表明它是用于拈阄选名年官的阄^{Alan Millard,The Eponyms of the Assyrian Empire 910—612 BC.}。SAAS Ⅱ.Helsinki:NeoAssyrian Test Corpus Project,1994，p.8.。帝国时期，名年官的选出实际上并不真正由抽签决定，国王和大将军、祭典长、宫廷传令长及太宰等五位首贵总是依次占据了第2王至第6王年的名年官职(第1年的名年官在前王的末年已定)，帝国时期的名年官职30年一循环。但国王出任名年官也必须经抓阄仪式，亚述王沙勒马那沙尔在他的第32年再次就任名年官时说：“在我的第31个在位年，我在阿淑尔和阿达德神面前第二次(从阄罐中)倒出了(名年官的)阄”。

用孤立的、单个的年名或名年官纪年的方法表明在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对时空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不太敏感。古巴比伦王朝灭亡后，加喜特人建立的巴比伦王朝采用了比年名纪年更先进的记录国王统治年数纪年法。王年的优点是它清楚地表示了数代王组成一“朝”和数年构成朝的一“代”的阶段性的、连续的时空概念：王名是每代的名称标志，数字年序号记录了单个年在一代阶段中的位置；缺点是时空阶段还较短，当王位更迭时，数字序列必须重新开始。这种纪年法和中国《春秋》、《左传》中所用的纪年法是一致的^{中国从汉武帝至清朝所用的纪年和两河流域的王年略有不同：因人们不能直呼王名，各帝序列名称用两字年号代替了帝王的称谓，明清之前的诸帝王常有多个年号序列(在位中改元)。}。国王在位年数在巴比伦尼亚使用了1300年后，到公元前311年，两河流域人又发明了更先进的“塞琉古纪元”王朝连续纪年法，纪年数字序列不再因王位更迭而重开，新王接着前王的末年序号继续纪年，时空阶段由一王扩大到多王。该纪元把马其顿将领塞琉古成为巴比伦尼亚的统治者的那年算作塞琉古王朝纪元的元年，以后年序号中的王名虽然仍不断更换，但数字序号却一直延续下去。它产生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国王塞琉古和王太子安条克因征战频繁需要共同执政：从塞琉古第20年开始，巴比伦尼亚的书吏在文件的纪年序号中并记两王的名字，如：“第30年，塞琉古王和安条克(他的儿子)为王”。第31年中，开国王塞琉古死去，安条克成为正王，其子同样成为共同执政的副王。安条克的第1年的纪年排序仍从塞琉古元年算起，成为王朝纪元的第32年，但纪年中的双王名改记为安条克和塞留古(他的太子)。以后，纪年中有时记一王名，有时记两王名，但序号一直数到王朝灭亡的“塞琉古纪元”第247年。两河流域的“塞琉古纪元”是世界上使用最早的连续纪年法：后来出现的基督教纪元(公元纪年)和伊斯兰教纪元都晚于它很多。某些希腊古典年代学者使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届数纪元”(四年一届，追溯至公元前776年)并不是官方通用的正式纪年。公元525年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Exiguus)发明了公元纪年，而它的普遍使用却晚至11世纪。伊斯兰教纪元(hijrah/hegira)始于公元622年9月20日(先知逃离麦加日)。

二 亚述名年官表记载的一次日蚀(公元前763年)和公元前一千纪的年代学

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建立是由文献较多的晚期向文献少的早期的追溯，所以本文从两河流域文明的鼎盛及灭亡的公元前一千纪的年代学谈起。亚述地区年代学的主要文献是《亚述王表》和《亚述名年官表》。亚述王表记载了从亚述最早的城邦王朝到帝国所有的国王的名字和在位年数，可以推算出各王相对的时空位置和亚述历史的总年数。目前发现的亚述王表仅有A、B、C三个较全的版本^{A.K.Grayson,Konigslisten und Chroniken.In D.Edzard (ed.),The 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vol.6.Walter de Gruyter.Berlin,1980—1983,pp.102—135.}。分别结束于第97王提格拉特皮莱沙第二(公元前967—前935年，A本)、第107王阿淑尔尼腊瑞第五(公元前754—前745年，写于其继承者提格拉特皮莱沙第三的第7年即公元前738年)、第109王沙勒马那沙尔第五(公元前726—前722年)。没有对应的名年官表，亚述文献中出现的某名年官对系统外的人来说只是个人名，毫无时空概念。由于名年官年的无序表达，即使亚述人自己想知道以往的名年官所在的序位，也必须查找官方提供的名年官序表。幸运的是在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出土的文献中发现了20多块帝国时期的《名年官表》泥板文书及残片。经过整理、对接残片和各版本相互补充，德国亚述学者温格纳德在1938年出版的《亚述学辞书·卷二》，发表了记载有亚述王表中第99王阿达德尼腊瑞第二第1年到第113王阿淑尔巴尼帕(倒数第3王)第21年之间连续264年的《名年官表》^{Arthur Ungnad,Eponymen.In E.Ebeling and B.Meissner (eds.),The 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vol.2.Walter de Gruyter.Berlin,1938,pp.412—457.Alan Millard,The Eponyms of the Assyrian Empire 910—612 BC.。SAAS Ⅱ.Helsinki:NeoAssyrian Test Corpus Project,1994.}。《名年官表》的发现确定了亚述帝国晚期各王的次序和在位年数，并肯定了《亚述王表》的可靠性。有的名年官表的抄本还和中国的《竹书纪年》一样，不但给出名年官的名字和职位，还记载了每年国王的征伐、行止和其他政治大事件。这种名年官表记录了发生在第106王阿淑尔丹第三在位的第10年的日蚀：“古札那省总督布尔萨旮勒为名年官期间，在阿淑尔城发生叛乱。三月，日蚀发生”^{E.Ebeling and B.Meissner(eds.),The 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vol.2,Berlin,1938.}。根据现代天文学家提供的日蚀历史表，亚述学家参考包括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里亚著名希腊天文学家克劳狄·托勒密提供的晚期巴比伦王的次序和年数，排除了公元前809年6月13日的日蚀，将这次日蚀定为公元前763年6月15日的日蚀(两河流域的阴历三月为阳历的5—6月)。知道阿淑尔丹第三的第10年为公元前763年后，名年官表中从阿淑尔尼腊瑞第二的元年(公元前911年)到阿淑尔巴尼帕的第21年(公元前648年)之间264个公历年便推算出来了。

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天文学家托勒密用希腊文写的《托勒密的国王经典》(Ptolemys Royal Canon)一书^{有关两河流域部分的最新的编著见L.Depuydt,“More Valuable than all Gold”:Ptolemys Royal Canon and Babylonian Chronology,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vol.47,1995,pp.97—118。}记载了从巴比伦王那布那萨尔(公元前747年继位)始，经亚述、波斯王朝至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前323年)之间30个巴比伦统治者的在位年数(包括两个“无王期”)以及其间的重要天文现象。其中的7位是亚述王兼巴比伦王或亚述任命的巴比伦王，从而也为这一时期的亚述王所在的相对年数提供了数据。各王在位年数及其间的天象与两河流域史料中的记载以及现代天文推算相符合证明了其著作的可靠性。他还计算出每个王的末年到表中的第1王元年的总年数，从而建立了希腊天文学史学者所用的达424年的巴比伦“那布那萨尔王朝纪年”。在“那布那萨尔纪年”之后，托勒密给出了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王朝继承人菲利普元年到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腊末年共291年的希腊化埃及的“菲利普纪年”。从罗马年代学^{罗马的基督教学者Dionysius Exiguus应教皇圣约翰第一的要求在公元525年制定了基督教(公元)纪年。他计算出基督诞生于罗马建城后的第753年12月25日，即公元前753年。因此，罗马年代学中各事件的公元纪年很早就解决了。}得知，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公元前30年灭亡该王朝，所以《托勒密的国王经典》中的各王纪年都可对应公元年数。那布那萨尔以来的巴比伦各王和与其衔接的希腊化埃及王朝各王的公元纪年的建立可以帮助确定公元前763年的亚述日蚀年和公元前911年以后的亚述帝国的公元纪年。从亚述王表中的公元前一千纪亚述各王上溯，可直到公元前15世纪的各王。这时，《亚述王表》出现了王的在位数残缺和缺少几个早期王的问题，我们无法利用王表精确地推出前面的亚述各王的年数。因此，年代学者试图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两河流域早于公元前15世纪的年代问题。

三 公元前二千纪年代学的建立

1巴比伦王表A和亚述王表的残断带来问题

根据托勒密的著作，巴比伦王那布那萨尔在位的元年定为公元前747年。出土的残缺泥板《巴比伦王表A》是记载了全部8个巴比伦王朝的各王在位年数的年代学重要文献。然而，《巴比伦王表A》楔文泥板在那布那萨尔之前的部分出现了约200年(公元前942—前747年)的残缺，我们只好跳过这200年去考虑在位年数保存在王表中的巴比伦各王的公元年序。幸好，亚述出土的《亚述和巴比伦同步编年纪》和《同步王表》两部泥板经典提供了这一时期的与巴比伦王同时在位的亚述王名。根据这两部文献和其他材料，我们知道图库提尼奴尔塔(公元前1244—前1208年)等几位亚述王出任过巴比伦王。以这些兼任巴比伦王的亚述王的公元年为基点，可以推出在他们前后的、在位年数保存在《巴比伦王表A》中的各巴比伦王的公元年序。这一方法把公元前942年到公元前14世纪下半期的巴比伦地区的年代建立起来了。这时，《巴比伦王表A》在巴比伦王朝第三王朝——加喜特巴比伦的年代部分出现了残缺。虽然在王表中的加喜特王朝总计部分可以读出：“576年(零)9个月，(共)36王”，但该王朝的36王中，只有第1—3王以及第22—36王的年数保留下来。加喜特王朝早期的各王(第9—17王)时期留下的民间契约文书极少。卡达什曼哈尔北第一(第16王?)和库瑞旮勒朱第一(第17王?)以及卡达什曼恩利勒(第18王?)时各留下一件带有日期的契约泥板。这些泥板仍用年名而不用国王在位年数说明新的国王年数纪年法是从布尔那布瑞阿什第二(第19王)才开始的。没有王朝的年名表，无法判断某个“年名”等于王在位年的第几年，也无法估计在位数。因此，这9位加喜特王朝国王的在位年数均不可寻。王朝的第18王和第19两王在位年数可根据民间契约上的最高在位年数分别定为14年和27年。根据《同步编年史》，第20、21王都是刚即位就被推翻，他们的在位年被包括在第19王的最后一年中，为零年。1976年，美国亚述学者波壬克曼利用亚述的两部“同步经典”和已知的亚述诸王在位的公元年序推算出和他们同时的加喜特王朝晚期各王的公元年序：公元前1374年至前1155年(第18—36王)^{J.A.Brinkman,Materials and Studies for Kassite History.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6,pp.6—34.}。但是，该王朝在巴比伦的实际统治时间只是王表中的总年数576年的大部分：共36王576年的加喜特王朝的只是从第9王(AgumKakrime)才开始继承被赫梯人灭亡的古巴比伦王朝、统治巴比伦地区的，其入主中原的时间应在前王朝灭亡后的一二十年之内。由于加喜特王朝的第1王到第8王与古巴比伦王朝后期是共存的，王朝的576年不能用来推算古巴比伦王朝的结束时间。没有前8王的在位年数，无法知道第9王在巴比伦为王的时间，也不可能推出古巴比伦王朝灭亡的时间。前面已提到《亚述王表》在公元前19世纪—前15世纪的亚述早期王部分出现了残缺和误差，也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名年官表。另外，公元前12世纪以前的亚述年的长度也存在问题：因为这一时期的亚述年历没有闰月，故亚述年比太阳年每年短11天。因此，无论是巴比伦王表还是亚述王表都无法帮助推出加喜特王朝之前的古巴比伦王朝的准确年代。

古巴比伦王朝及其前的伊辛—拉尔萨王朝、乌尔第三王朝、乌鲁克第五王朝、库提王朝及阿卡德王朝、乌鲁克第三王朝的文献丰富，都有完整的王表。只要能推出古巴比伦王朝的公元纪年，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和此前的各朝的公元纪年便可建立起来。亚述学家整理出的古巴比伦王朝的王表和基本完整的年名表表明古巴比伦王朝从第1王苏姆阿布姆到末王共11个王统治300年，居中的第6王汉穆腊比的雄才大略使王朝一统天下。因此，汉穆腊比的元年近似中国武王伐商、成汤灭夏，成为二千纪年代学的焦点，突破口可能就在古巴比伦王朝的文献中发现。

2古巴比伦王阿米嚓杜喀时(1—8年间)的金星泥板传抄本和金星相位的多值性引出的“高”、“中”、“低”三种年代体系

从新巴比伦时期(公元前626—前539年)开始，两河流域出土的有关天象占卜术的泥板开始增多。被亚述学者称为《当天神和恩利勒神》(为该系列的第一句话)是由70多块泥板组成的一部重要的天相经典。这是一部记录天象预兆国家祸福的天人感应的占星术书。最后编纂的经典本是由塞琉古时代的巴比伦尼亚天象书吏完成的。前50块泥板记录了日、月、气象等变化的预兆内容；后20多块泥板记载由行星和恒星运行变化而预示的国家兴亡。这部晚期的古代占星术著作令年代学者兴奋的是它的第63块泥板——“金星泥板”，它实际上是古巴比伦时期所记载的金星运行观测表的传世本。年代学者可以用现代天文学所提供的金星运行历史年表来对照“金星泥板”所记载的各个金星相位周期，从而选定古巴比伦时出现的这些金星运行周期所在的公元纪年。这一泥板文献共记有59个天象及其预兆。其中预兆1—21和34—37被整理为21年中金星出没的记载。前21个天象又被分两个系列：其中预兆1—10是记载了金星运行的一个8年周期，而预兆11—21是另一个8年金星周期。据天文学家平格瑞分析，第二个8年周期不是第一个8年周期的继续，而且预兆11—21中的数据错误较多。因此，整个泥板是抄自不同时期的有关金星的记载。然而，预兆1—10所记载的金星8年周期除了一个基本数据错误外，和现代天文计算完全吻合。幸运的是“预兆10”并不是一个兆文，而是古巴比伦王朝第10王阿米嚓杜喀的第8年的年名。该预兆如下：“在12月25日，宁西安那女神(金星)从东方天空消失，年名：‘镶金座椅’”。从古巴比伦时的年名表中，我们查到阿米嚓杜喀的第8个年名是：“年名：他(国王)把远方送来的‘镶金座椅’和他的像献给(尼普尔的)生命之庙”。“镶金座椅”是该年常用的简写年名。可见传抄至晚期的“金星泥板”的预兆1—10的原本来自一个记录着古巴比伦王阿米嚓杜喀第1年至第8年的金星运行周期的泥板，由于一个传抄件在结尾处发生残断，导致最后抄本中的“预兆10”并不完全，但宝贵的年名保留下来了。

1928年，牛津大学亚述学者S.郎敦(Langdon)和天文史学者J.珐得壬翰(Fotheringham)最先发表了“金星泥板”的研究成果^{1975年，美国亚述学者莱拉和天文史学者平格瑞在《“当天神和恩利勒神”系列泥板第63：阿米嚓杜喀的金星泥板》一书中重编了这一泥板，加入新抄本，使抄本数由7个增至15个。参见E.Reiner with D.Pingree,Enuma Anu Enlil Tablet 63:The Venus Tablet of Ammizaduga,Bibliotheca Mesopotamica,2/1.Malibu:Undean Publications,1975。}。根据郎敦的翻译，利用肖赫的金星运行推算表，珐得壬翰找出5个年值可能为阿米嚓杜喀的元年：公元前1976、前1920、前1850、前1808、前1800年；他把“公元前1920年”定为最可能的年值^{S.Langdon,J.K.Fotheringham and C.Schoch,The Venus Tablets of Ammizaduga.Oxford,1928.}。按此推算，古巴比伦王朝结束年应为公元前1868年。1940年，法国的西德尔斯基在《对汉穆腊比王年代学的新研究》^{D.Sidersky,Nouvelle édude sur la Chronologie de la Dynastie Hammurapienne.Revue DAssyriologie,vol.37,1940,pp.45—54.}一文中将阿米嚓杜喀元年从旧说的“公元前1920年”降至“公元前1701年”，从而把旧说的两河流域的历史缩短了220年。

同在1940年，德国著名亚述学者温格那德也对“公元前1920年”这样高的年值提出挑战。他在《金星泥板和叁苏伊鲁那的第9年(公元前1741年)》^{A.Ungnad,Die Venustafeln und das Neunte Jahr Samsuilunas,1741,v.Chr.}。Leipzig,1940.一书中修正了郎敦的几处误读并建议阿米嚓杜喀的元年应在公元前1659年和前1639年之间，“公元前1645年”的可能性最大。这一研究把珐得壬翰20年前的“公元前1920年”说缩短了285年。同年，英国亚述学者西维勒在《阿拉拉赫和年代学》一书中再次使用郎敦的译文和肖赫的计算表，也认为“公元前1645年”可能为阿米嚓杜喀元年，但“公元前1920年”说也不能完全排除。1972年，维尔在土耳其出版的《阿米嚓杜喀的金星泥板》一书中同意温格那德的公元前1645年的观点^{J.W.Sewell (ed.),Alalakh and Chronology.London 1940,pp.26—27，50—52.J.D.Weir,The Venus Tablets of Ammizaduga.Istanbul,1972.}。1942年，考尔涅留发表了《贝柔嗖斯和古代东方年代》。他用了纽格鲍埃的推算表，认为“公元前1581年”为阿米嚓杜喀的元年的可能性最大。这一数值比温格那德的“公元前1645年”说又下降了64年。1948年，荷兰天文学者凡·瓦尔登修正了郎敦和温格那德的数据并用了新的金星推算表。在检验了西德尔斯基的“公元前1701年”、温格那德的“公元前1645年”说以及考尔涅留的“公元前1581年”说后，他认为最晚提出的“公元前1581年”说作为阿米嚓杜喀元年最为合适^{B.L.van der Waerden,On Babylonian Astronomy I,The Venus Tablet of Ammisaduqa,Ex orient lux,vol.10,1945—1948,pp.414—424.F.Cornelius,Berossos und die Altorientalische Chronologie,Klio,vol.35,1942,pp.1—16.}。当然，单纯依靠金星数据来断定古巴比伦王朝的年代是不够的。著名古天文史学者纽格鲍埃在1929年曾指出：所有这些由仅靠金星运行推算的数据都不可能获得绝对的肯定^{O.Neugebauer,Zur Frage der Astronomischen Fixierung der Babylonischen Chronologie,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vol.32,1929,pp.913—921.}。

对于古巴比伦的年代研究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在亚述学建立的早期(1888年)，法国亚述学先驱奥波尔特(Oppert)提出汉穆腊比元年为“公元前2394年”。著名法国亚述学者丢柔当冉(ThureauDangin)在1927年曾把它降为“公元前2003年”。1920年以后，各家根据“金星泥板”提出的阿米嚓杜喀元年有公元前1920年，前1702年，前1646年，前1582年等4种。汉穆腊比的元年在阿米嚓杜喀元年之前146年，所以二三千纪年代学的基准点汉穆腊比元年可能为公元前2066年，或前1848年，或前1792年，或前1728年。1940年，英国亚述学者S.史密斯通过对叙利亚遗址阿拉拉赫地层及文物的研究得出汉穆腊比年代应在公元前19世纪或前18世纪，因此，超高年代体系的“公元前2066年”的可能性被首先排除。剩下三个可能为汉穆腊比元年的年值被亚述学术界不同的学者接受，并由此而产生出三种年代体系。法国学者西德尔斯基和丢柔当冉所支持的汉穆腊比元年定为“公元前1848年”的系统被称为“高”或“长”年代体系。在这一系统中的古巴比伦王朝的公元年序比另两个年代体系早一些，因此其后的、结束年已固定的加喜特巴比伦王朝的统治年数就最长。美国学者奥波莱特(Albright)支持的“汉穆腊比元年为公元前1728年”的系统被称为“低”或“短”年代体系。这里的古巴比伦的公元年序最低，因而其后的加喜特王朝的历时被压到最短。史密斯提出的“公元前1792年”为汉穆腊比元年的系统在两者之间，称为“中年代体系”。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1—5卷引用麦耶(Eduard Meyer)的一种超高年代体系，即古巴比伦王朝的年代为公元前2049—前1750年。在第10卷中，他对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高、中、低三种年代体系作了专门研究，最后认为“中”和“低”年代体系最为合适。由于不能确定这两种年代体系哪个最优，在《历史研究》第7—10卷中叙述两河流域的历史事件时，他只得同时给出“中”和“低”的两组年值。汤因比列表如下^{A.Toynbee,A Study of Histotry,vol,1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pp.172,212.}：

可见，三种年代体系的差别并不太大。高年代体系和低年代体系相差的最多，也不过120年，中年代体系与另外两者之间的差别不过60年。由于三种年代体系的主要差别是加喜特王朝的统治长度，因此无论采用三大系统中的哪一系统，对两河流域文明的宏观把握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然而，科学精神要求精益求精。国际亚述学界对高、中、低三种年代体系哪个最接近于历史真实进行了长期的分析和争论，力求得到一个最佳或准确的年代体系。1958年，美国古代近东年代学家荛吞对三种年代体系进行细致讨论，得出了“中年代体系”是最可能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以后，绝大多数亚述和考古学者接受或有保留地接受了这一观点。

3对《亚述王表》残缺在位年的估算研究否定低年代体系、支持中年代体系

荛吞在1951年前还支持低年代体系。1958年，他改变观点，在芝加哥大学的《近东研究杂志》发表《汉穆腊比的日期》一文^{M.B.Rowton,Journal of Near East Studies,vol.10,1951,p.184；The Date of Hammurabi,vol.17,1958，pp.97—111.}支持中年代体系。由于误差区较大的碳14测定年值对于由“高”到“超低”最大差仅为144年的4个年代体系的选定的作用有限，荛吞主要利用《亚述王表》及有关文献对这几个体系进行比较研究。《亚述王表》在第66王之后保存完整，第48王拜勒巴尼到第66王之间只有第65王和第66王(阿淑尔腊比和阿淑尔那丁阿赫)的在位年残缺。据一千纪年代学，第66王传位于公元前1433年是确定值。荛吞认为这二王在位年数最少不应少于10年。原因是从第65王至第71王共有7王4代人，而已知第67—71王共5王在位40年。4代人在位应不少于50年：X(第65王在位数)+Y(第66王在位数)+40≥50年。如果按此二王在位共10年向上推算，亚述王表第48王(拜勒巴尼)则最晚于公元前1671年继位。王表中第41王至第47王为7个平民篡位者，共治仅6年，所以第41王继位最晚在前1677年。第39王和第40王则为与汉穆腊比同时的著名亚述霸主沙姆西阿达德与其子伊什美达干。从另一版本的王表残片和其他文献得知，在王表中的第40王伊什美达干和第41王篡位者之间还应有至少3个伊什美达干的后代和推翻该王朝的普朱尔辛共4个王。《亚述王表》并没有记载此4王，显然是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正是此4王的在位给低年代体系造成麻烦。按照低年代体系，死于汉穆腊比的第17年的沙姆西阿达德^{D.Charpin and JM.Durand,La Prise de Pouvoir par ZimriLim.In Mari,Annales de Recherches Interdisciplinaires,vol.4.Paris:ERC,1982,pp.304—307.}在位为“公元前1744—前1712”^{他在位33年，荛吞在文中采用“沙姆西阿达德死于汉穆腊比的第10年”的旧说，把其元年定为低年代体系的公元前1750年。}，而伊斯美达干(第40王在位40年)为公元前1712—前1673年，与上面据《亚述王表》推出的亚述王表中的第41王元年最晚是公元前1676年不符。这一数据不仅没为王表所不知道的4位亚述王留出空间，而且把伊斯美达干的在位期由王表所提供的40年减为37年，这与亚述王表不符。而中年代体系比低年代体系高出64年，它给出的伊斯美达干在位期为公元前1775—前1736年，它使这4个被亚述王表遗忘的王获得了最多59年的在位期：公元前1735—前1677年。在这4位被遗忘的亚述王外，很可能还有更多的《亚述王表》不知道的王(这一段是亚述历史政治混乱期)，把最多59年的空间留给至少4位国王的中年代体系看起来十分合理。注意我们为王表中的第65王和第66王两王估了最少的10年数!如他们实际年数是30年，59年的空间就成了29年。而29年对4个以上的王的统治来说应该是必不可少的了。

另从《巴比伦王表》提供的证据考虑。如王表提供的加喜特巴比伦王朝共576年无误，加喜特王朝的第1王在位约是公元前1733—前1713年。如我们接受低年代体系的汉穆腊比在位年(公元前1728—前1686年)，他应与加喜特首王同时。而汉穆腊比时期的《马瑞王室档案》提供了当时十分详细的政治格局，其中竟没提到加喜特的第1王和任何一个他的继承者，可见加喜特王朝的兴起要晚于汉穆腊比时期。中年代体系比低年代体系多出的64年则把加喜特第1王(约公元前1733—前1713年)和汉穆腊比时期(公元前1792—前1750年)相隔开60年，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马瑞王室档案》中没有提及加喜特王朝。

4用统计学方法得出的7代最大在位年数估算残缺年数否定高年代体系、支持中年代体系下面是荛吞对高年代体系和中年代体系的比较研究，结论仍然有利于中年代体系。一件晚期传抄的加喜特王朝第10王阿古姆第二(Agum)的铭文^{H.Rawlinson (et al.),The Cuneiform Inscriptions of Western Asia，no.33,V.London，1909.}提到在巴比伦主神马尔杜克金像被赫梯人掠走24年之后，阿古姆第二成功地将金像带回巴比伦。我们知道神像是被入侵巴比伦、毁灭古巴比伦王朝的赫梯第3王穆尔西里什掠到赫梯的，因此，加喜特王朝第10王阿古姆第二是直接继承古巴比伦王朝、入主中原的第一位加喜特王。根据亚述出土文献《亚述和巴比伦同步编年纪》^{A.K.Grayson.Assyrian and Babylonian Chronicles (=TCS 5).New York:Augustin Publisher,1975,Chronicle 21.另一部晚期文献《亚述、巴比伦同步王表》:A.K.Grayson,Konigslisten und Chroniken.In D.Edzard (ed.),The 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vol.6.Walter de Gruyter,Berlin,1980—1983,pp.116—121，给出布尔那布瑞阿什早于亚述王普朱尔阿淑尔第三约42年(经过ShamshiAdad Ⅲ的16年和Ashurnirari的26年)，据此，普朱尔阿淑尔继位可在公元前1538年，这是有利于高年代体系的。但这一文献的残缺状况和编辑时间使它关于早期的亚述王和巴比伦王的叙述很不可靠。}和其他文献，亚述王表中第61王普朱尔阿淑尔第三和巴比伦的阿古姆第二的儿子布尔那布瑞阿什起誓确立了两国的边界线，他们是同时期在位的两国之王。虽然亚述第65王和第66王两王在位时间残缺，但可以用第73王阿淑尔乌巴里特的在位年(公元前1365—前1330年)来估算第61王普朱尔阿淑尔的继位年。因两者间隔共7代13王，荛吞用统计学方法从34组“古代近东的7代王在位年数”的数据中得出7代王在位最大年数应不超过220年的规律。7代之末的阿淑尔乌巴里特终于公元前1330年，根据这个规律，估计居7代之首的普朱尔阿淑尔第三的继位不应早于公元前1550年之前。我们先再检验一下“7代人不超过220年”的统计数值是否与巴比伦王布尔那布瑞阿什和亚述王普朱尔阿淑尔同时在位的结论相矛盾。加喜特王朝首王甘达什至布尔那布瑞阿什继位之前共有7代人。因为巴比伦王表给出加喜特王朝共576年的总数，首王甘达什继位年等于末王末年(公元前1157年)加上576等于公元前1733年。由于考虑有兄弟继位，我们赋予巴比伦和亚述的这两组7代王共在位200年的统计学估值(历史平均值是185年)：这样，布尔那布瑞阿什的继位年应约为公元前1533年；而距亚述第73王阿淑尔乌巴里特7代之遥的第61王普朱尔阿淑尔第三的继位应约在公元前1530年。两王正是大约同时登上王位。

下面用高年代体系的“古巴比伦王朝亡于公元前1651年”来估算一下与亚述第61王普朱尔阿淑尔第三同时的加喜特巴比伦王布尔那布瑞阿什的在位公元纪年。布尔那布瑞阿什之父阿古姆第二最晚在公元前1631年即赫梯人灭古巴比伦20年后进入巴比伦为王；我们再把父子的在位期估为较长的50年，于是布尔那布瑞阿什死于约公元前1580年。亚述王普朱尔阿淑尔第三至少应有10年是和布尔那布瑞阿什同时为王，因此他的继位最晚应在公元前1590年。这样在高年代体系中，普朱尔阿淑尔第三至阿淑尔乌巴里特共7代人在位则长达260年，每代平均37年，超过了统计学结论“古代近东2000年中7代人在位最久不能超过220年”达40年。据亚述王表，第61—64王和第67—73王共在位152年，这样除了“第61—73王7代在位260年”外，高年代体系又迫使我们接受另一个不可能的数值：“第65王和第66王两王在位108年”(152+108=260)。然而，如果把比高年代体系晚56年的中年代体系应用于这一估算，这7代亚述王在位年数则符合“7代人不过220年”的结论。在中年代体系中，普朱尔阿淑尔继位大约在公元前1534年，而从他到阿淑尔乌巴里特的7代亚述王在位则为205年，符合“7代在位不过220年”，同时，第65、66两王在位52年也十分合理。

考虑到高年代体系的支持者将反驳说：“50年对阿古姆和布尔那布瑞阿什两代的统治可能太少”，荛吞又把这两代王在位期加至90年这一极限(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父子两代相承在位时间最长的为乾隆和嘉庆，共计85年)。用这样可能性很小的值来推算，在高年代体系中的这7代亚述王则共在位220年，刚好在统计数值内。即使这样，高年代体系中仍然出现问题。在亚述第61王(普朱尔阿淑尔第三)至第73王(阿淑尔乌巴里特)这13王共7代人中，第65王至第68王是由两代人组成：阿淑尔腊比和他的三个儿子阿淑尔那丁阿赫、恩利勒那次尔第二和阿淑尔尼腊瑞第二，其中头两人在位年缺损。由于第69—73王5代9王共在位139年，高年代体系中的第65王至第68王两代4人统治81年(220-139=81)。这是一个很不常见的高数字，因为在古代近东两千年历史中，埃及仅有两对、两河流域有两对、波斯仅有一对王在位年数为87年至81年之间。这样，如果接受高年代体系，我们被迫接受两个极值：在约300年中(公元前1631—前1330年)，在加喜特巴比伦出现了父与子在位约90年的奇迹，而在亚述出现了两代人统治81年的不寻常现象。高年代体系只有要求在相对短的一段时间内在巴比伦和亚述同时出现超长统治才能符合统计学规律使其可靠性有了疑问。如应用中年代体系，上述巴比伦两王在位仅需要50年的常值而亚述两代4王在位也获得较正常的66年(205-139=66)。

由于赫梯王穆尔西里什结束了古巴比伦王朝，为比较中年代体系和高年代体系孰优孰劣，荛吞又调查了两河流域邻邦赫梯和埃及方面的材料。穆尔西里什是前王哈图西里什的孙子，年幼即位由摄政代其管理国家。因此从他即位到亲政后毁灭两大强国叙利亚的延哈德(首都哈拉波)和古巴比伦应有30年的准备和战略扩展期才是合适的。为有利于对立面高年代体系，笔者将这段时间减为20年。按高年代体系，古巴比伦王朝亡于公元前1650年，穆尔西里什则应在公元前1670年继位。穆尔西里什至新赫梯首王图德哈里亚什共11王7代人。图德哈里亚什从埃及手中夺取了对北叙利亚地区的哈拉波的控制权并与哈拉波王订了盟约。此事必然发生在叙利亚的霸主、埃及的图特摩斯第三死后。不久，当哈拉波摆脱赫梯王的羁縻时，图德哈里亚什毁灭了该城。因图特摩斯第三于公元前1504年至前1450年在位，荛吞在文中将图德哈里亚什末年估为公元前1440年，后来研究表明他可能死于公元前1420年。按高年代体系，赫梯从穆尔西里什开始的7代11王共在位250年(公元前1670—前1420年)，超过古代近东两千年统计数据的最高值(220年)30年，令人疑惑。惟一的类似例子是理论上可能为7代人的图特摩斯第三至拉美西斯第二共11个古埃及法老。据《剑桥古代史》，这7代人在位高达255年^{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third edition,vol.2,part 2.Cambridge,1975,p.1038.}。很可能事实上这11位法老是8代或更多代人。即使是7代人，也应视为统计数据中的例外，因为这是一组极特殊的数值：拉美西斯二世在位66年为世界历史之最，图特摩斯三世在位53年也是不多见。而赫梯王从穆尔西里什至图德哈里亚什7代11王却处于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由于赫梯王室妇女有较大的权力，穆尔西里什的妹夫汉提里什谋害了他并夺得王位。穆尔西里什的女婿兹单塔什(Zidantash)又谋害了汉提里什的诸子后继承了王位。他又被自己的儿子安穆那什(Ammunash)谋杀。安穆那什被与其无父子关系的胡兹亚什(Huzziyash)所继承。胡兹亚什因企图谋害其妹夫铁列皮努什(Telepinush)而被后者废黜。在这7代11王中有3王被谋杀或废黜，因此在位时间不会过久。他们在位年数应接近古代近东两千年中7代人在位的平均值185年或更低。而高年代体系要求这样的7代人在位高达250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运用中年代体系，穆尔西里什继位约在公元前1615年，而其后第7代王图德哈里亚什死于约公元前1420年，7代人为王共195年，在统计极值220年之内，接近平均值185年。因此，运用中年代体系来估算赫梯年代是符合统计学规律的，而运用高年代体系则带来种种矛盾。

5亚述王提格拉特皮莱沙第一的建庙史叙述支持中年代体系

亚述第77王沙勒马那沙尔第一(公元前1274—前1245年)在一个建庙铭中说：该庙年龄从古巴比伦时的沙姆西阿达德到他的统治是580年。然而，我们不知道580年的起点是沙姆西阿达德在位33年中的哪一年以及终点在沙勒马那沙尔在位30年间的哪一年。假设580年的起点和终点是沙姆西阿达德的元年和沙勒马那沙尔的第20年，它把沙姆西阿达德在位期推到公元前1834—前1801年；假设起点是沙姆西阿达德的末年，他在位提前到公元前1867—前1834年。沙姆西阿达德死于汉穆腊比17年，根据中年代体系推算，他在位是公元前1808—前1776年；而据高年代体系，他在位是公元前1864—前1832年。如起点是末年，沙勒马那沙尔第一的说法有利于高年代体系。然而，亚述第112王阿萨尔哈东(公元前680—前669年)建庙铭却说沙姆西阿达德至沙勒马那沙尔是434年，并很可能包括沙姆西阿达德的33年。据此，沙姆西阿达德元年降到公元前1708年：这个结果比低年代体系的公元前1744年要低37年，更大大低于中年代体系的公元前1808年和高年代体系的公元前1864年。因此，这一叙述对三种年代体系都不支持。注意阿萨尔哈东在位比沙勒马那沙尔晚594年，其可靠性比后者小。580年很像一个大约值，因为阿萨尔哈东说他本人和沙勒马那沙尔之间的时间也是这个数。

虽然公元前13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的两个亚述王给出的是两个矛盾的数值，但他们之间的亚述第87王提格拉特皮莱沙第一(公元前1114—前1076年)的叙述可能给出一个正确答案：他说他修复安奴和阿达德共祀庙这年距沙姆西阿达德建该庙701年。因这个铭文写于他的第5年的战役之后，所以它很可能写于其第6年即公元前1109年。从公元前1109年上溯701年，沙姆西阿达德修建该神庙年应在“公元前1809年”，这可能是他的元年。这一数值与中年代体系的“沙姆西阿达德在位为公元前1808—前1776年”仅相差一年。由于提格拉特皮莱沙第一距沙姆西阿达德太久，他不可能知道先王在第几年修的庙，但建庙时他能找到沙姆西阿达德埋下的基石铭文。基石铭文一般仅记王名，不记名年；即使记有名年官，没有700年前的名年官表，无人能知道铭文中的名年官等于国王在位的第几年。然而，提格拉特皮莱沙一定有每王都必须传抄的亚述王表，因此他知道沙姆西阿达德的元年和末年。因为末年不大可能启动大工程(国王往往死于其末年中间)，提格拉特皮莱沙应把先王的元年当作先王建庙的时间，并算出该年距自己建庙有701年。中年代体系的沙姆西阿达德的元年距提格拉特皮莱沙可能建庙的第6年(公元前1109年)为700年整(公元前1808—前1109年)，因此结论是：“如果提格拉特皮莱沙第一的计算是可靠的，中年代体系则是比高和低年代体系可靠的年代体系”。退一步说，即使提格拉特皮莱沙说的701年是指沙姆西阿达德末年，那么沙姆西阿达德的元年就得再加33年：公元前1809年+33=公元前1842年，比高年代体系的公元前1864年还是少12年。

按提格拉特皮莱沙铭文给的数值计算，沙姆西阿达德至沙勒马那沙尔为536年，如果这是正确的，沙勒马那沙尔和阿萨尔哈东的书吏计算的580年和434年就不精确。荛吞指出亚述书吏在铭文中提及两王之间的时间，有时给出一个大约数值。使用60进位制的沙勒马那沙尔的书吏可能估出9×60=540年数后，又觉得应把沙马什阿达德继承人伊什美达干的40年加上：540+40=580年。阿萨尔哈东说：从第一个建庙的王埃瑞舒至重建该庙的沙姆西阿达德为126年，从沙姆西阿达德至第三次重建此庙的沙勒马那沙尔为434年，后者至他时为580年，这些数加起来等于1140年，正是19×60年。对使用60位制的两河流域人来说这是个大约的整数(等于“五千年历史”大约数的说法)。在荛吞于1958年专文对高、中、低三种年代体系用多种方法进行检验之后，公元前二三千年代的年代学的中年代体系在学术界占了主导地位。虽然所有的三种年代体系都尚未盖棺论定，但目前的证据对中年代系统最为有利，为避免多系统同时使用的混乱和不便，学术界一般都接受了较为合理的中年代体系。

四 公元前三千纪年代学的建立

1乌尔第三王朝的年代(公元前2110—前2003年)

当我们确定接受中年代体系的古巴比伦王朝的公元年序后，利用各王朝的王表，就可以推算和追溯出早于古巴比伦王朝的伊辛和拉尔萨王朝及更早的各王朝的绝对年代。拉尔萨王朝末王瑞姆辛的最后一年(第60年)等于汉穆腊比的第30年：当年拉尔萨被巴比伦灭亡。同样伊辛王朝的最后一年等于瑞姆辛的29年，在那年伊辛王朝被拉尔萨灭亡；这一年也是汉穆腊比继位年的前一年(1794年)。《苏美尔王表》记载伊辛王朝为226年(《乌尔—伊辛王表》有两年的差别：224年)。按中年代体系(以后公元年序都指中年代体系)推算，伊辛王朝第1王伊什比埃腊在公元前2019年或公元前2017年即乌尔第三王朝的伊比辛的某年脱离乌尔第三王朝独立，开始用自己的年名。而拉尔萨王朝的创始人阿摩利酋长那玻拉奴在公元前2025年就开始了自治(可能没有称王)。在伊辛独立后，乌尔第三王朝的末王伊比辛仍然在乌尔统治多年，直到乌尔被入侵的埃兰蛮族军队攻陷。随后，一直控制宗教中心尼普尔的伊什比埃腊驱走了埃兰军，进入首都乌尔成为乌尔王统的继承人。拉尔萨在第5王衮古奴时开始称王并和伊辛争霸中原。两家争夺多年，以拉尔萨的胜利而告终。不久，并立五强之首的巴比伦把拉尔萨等四国一一歼灭，两河流域再次进入一统。乌尔第三王朝共5王，各王的在位数都在王表中。虽然第1王的18个年名中仅有4个或5个被保存下来，其他4个王的90个年名(分别为48、9、9、24年)全部都在出土文献中被发现。所以该王朝的108年统治已被当时文献确证。对于乌尔第三王朝年代学来说，关键问题是找出伊什比埃腊的元年(公元前2019年)等于乌尔末王伊比辛的第几年。一旦伊比辛在位有了确定的公元年数，乌尔王朝的全部公元年数就迎刃而解了。在乌尔出土了一个按序记录了乌尔王朝末王伊比辛和伊辛首王伊什比埃腊及其继王的年名的《乌尔和伊辛年名表残本》^{C.J.Gadd,Ur Excavation,Texts，no.292,vol.Ⅰ，London，1928.}；该文在伊比辛最后的、第24个年名之后写到“伊比辛被打败”，随后，又从年名“恩利勒和宁乌尔塔神的大徽章被制成”开始记载伊辛王朝第1王伊什比埃腊的年名。《乌尔和伊辛年名表残本》把伊什比埃腊看成伊比辛直接的继承者，因此在乌尔王朝尚存时仅编写乌尔年名略去伊什比埃腊的和乌尔年名平行的年。在伊比辛的末年之后，作者用“伊比辛被打败”这句话表示伊比辛的统治和年名都已结束。随后的伊什比埃腊的伊辛年名“恩利勒和宁乌尔塔神的大徽章之年”表明从这年起伊辛的年名正式继承乌尔的年名在包括乌尔在内的全国使用，因此它的前一年自然是乌尔王朝灭亡之年、伊比辛的第24年。然而，因为在哈尔巴勒(Hfrmal)发现的记有23个年名的《伊什比埃腊的年名表残本》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是残缺的，学术界在用《伊什比埃腊的年名表残本》推断伊什比埃腊33个年名(包括“大徽章”年)的次序时，产生了两种稍微不同的结论。较早的以嗖勒柏格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伊什比埃腊年名表残本》开头缺少三年，残表中的第12个年名“恩利勒和宁乌尔塔神的大徽章”是他的15年，因此伊什比埃腊的第1—14年和伊比辛的第11—24年重合，伊比辛的第11年等于伊什比埃腊第1年(11—24=1—14)。如采用《乌尔—伊辛王表》记载的伊辛王朝共224年^{A.K.Grayson,Konigslisten und Chroniken.In D.Edzard (ed.),Ｔhe 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vol.6.Walter de Gruyter.Berlin,1980—1983,p.90.}。把伊什比埃腊的第1年定在公元前2017年，他的14年和乌尔灭亡是公元前2004年。然而，1971年的《剑桥古代史》的年表却无视《乌尔和伊辛年名表残本》所指示的“恩利勒和宁乌尔塔神的大徽章”的前一年是伊比辛的末年，而是认为此年的前二年的“伊什比埃腊击败西马什基和埃兰的军队”年和伊比辛末年名为同一年，并估计《伊什比埃腊无头年名表》开头仅缺少两年，因此残表中的第10个年名“伊什比埃腊击败西马什基和埃兰的军队”是伊什比埃腊的第12年。它把乌尔灭亡年定在公元前2006年^{E.Sollberger,Sur la Chronologie des Rois DUr et Quelques Problemes Connexes,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vol.17,1954—1956,pp.38—48;and B.Kienast,Zu Einigen Datenformeln aus der Frhen Isinzeit,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vol.19,1965,pp.45—55.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1,part 2.Cambridge,1971,《剑桥古代史》第1卷第998页的“年表”。《乌尔和伊辛年名表残本》见Taha Baqir,A DateList of IbiErra,Sumer,vol.4,1948,pp.103—113。}。这一观点的理由可能是因为乌尔末王是被埃兰人俘虏的，所以伊辛王击败了埃兰军队应是在乌尔王被掠走的同年。然而这种估计是不可靠的，因为很可能埃兰人在对伊辛城的攻打受挫一年后，避开了伊辛而去攻打孤立无援的乌尔并掠走伊比辛。目前更为精确的新观点则通过研究经济和行政泥板档案中的伊什比埃腊的各年名，认定《伊什比埃腊年名表残本》开始部分残缺了6个年名而不是3个年名：其中头三个年名在出土契约中发现，另三个年名没有被发现；残缺的年名表中残留的23个年名是伊什比埃腊的第7—29年，其中的第12个年名“恩利勒和宁乌尔塔神的大徽章”应是伊什比埃腊的第18年而不是15年^{M.Van de Mieroop,Sumerian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from the Reigns of IbiErra and uiliu(BIN 10).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3.M.Sigrist,Isin Year Names.Berrien Springs:Andrew University Press,1988,p.4,在第37页列出的Urdukuga的4个年名证明了记载该王在位4年的《苏美尔王表》比记载他在位3年的《乌尔伊辛王表》更可靠。}。笔者接受这一观点并采用《苏美尔王表》提供的伊辛王朝在位共226年而把首王伊什比埃腊的元年定为公元前2019年，他的第17年即伊比辛的最后一年为公元前2003年。因此，共108年的乌尔第三王朝的历时应是公元前2110—前2003年。

2《苏美尔王表》的研究和初史时期的年代学

乌尔第三王朝是从乌鲁克第五王朝惟一的王乌图赫旮勒(Utuhegal)手中获得王权的。乌图赫旮勒把占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山区野蛮民族库提人赶出了苏美尔，是苏美尔民族英雄。据《苏美尔王表》，乌图赫旮勒统治了7年6个月15天；没有任何其他文献可以肯定或否定这个数。《苏美尔王表》的数据是有根据的，因为王表中所提供的随后的乌尔第三王朝和伊辛王朝各王在位数经当时的年名表证实都是可靠的(各抄本之间略有差别)。这样，库提统治后、在乌尔第三王朝前的乌鲁克第五王朝的短暂年代为公元前2118—前2111年。

乌尔第三王朝之前的时代是两河流域的城邦争霸时期，这一时期带有纪年的文献很少。所以此时期年代学的主要依据是古巴比伦前期编纂的《苏美尔王表》。王表的多数抄本出自苏美尔宗教和文化中心尼普尔。其中三个抄本片断出自埃兰首都苏萨，另一个抄本于20世纪80年代出自亚述地区的莱兰丘(Tell Leilan，沙姆西阿达德的首都遗址)，这一分布表明了王表传抄的广泛性。由于王表中的最后一个王朝是伊辛王朝，可以判断它是由伊辛王朝统治下的尼普尔神庙书吏编写的。苏美尔各城邦获得霸权后，每年都要到尼普尔向神王恩利勒献祭，因而，尼普尔大庙档案中一定存有诸王的每年献祭记录。书吏很可能就是利用这些古老文献编成了从伊辛王朝上溯到有史记载最古老的城邦王朝的《苏美尔王表》。有的城邦和尼普尔联系较少，所以王表的作者就没有把它们列入王表，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拉旮什。由于在拉旮什出土的早王朝的文献特别丰富，亚述学者可以根据文献编成一个大概的王表。在三千纪年代学中，拉旮什的年代成为惟一的不依据《苏美尔王表》的例外。然而，它的绝对年代还是要参考《苏美尔王表》记载的同时期的其他城邦。1939年，美国亚述学者雅各布森发表了《苏美尔王表》一书，以一个残缺较少的泥制四面棱柱泥书(WB本)为主，比较其他残本对王表进行了定编。此后发现的“莱兰残本”补充了一些残空，但没有重要的补充^{T.Jacobsen,Sumerian King List (AS 1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9.CA.Vincente,The Tall Leilan Recension of the Sumerian King List,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vol.85，1995，pp.234—270,它的伊辛部分发生残缺，但是Erraimitti在位是P5版本的7年不是WB的8年。}。

据其他文献，一些《苏美尔王表》中的所谓“互相继承”的早期城邦王朝实际上是大致同时期的。编《苏美尔王表》的书吏很可能没有各城邦王朝之间横向关系的材料，或者王表的编辑形式无法表达前后两个城邦王朝的重叠部分：编者在列举部分重叠的两个王朝时，先给出第一个城邦王朝的各王的名、在位年数及王朝总年数，然后说“该城被打败，它的王权转到某城”，再给出下一个城邦王朝每个王名、统治年数及总年数。这种编辑形式很容易使人误认为王表中的各王朝全都是继承关系。因此，在考虑《苏美尔王表》中早期并列的城邦王朝的年代时，现代学者必须利用其他材料发现先后两个王朝之间相互重叠的年数，然后才能正确上溯。

3阿卡德帝国和其后的阿卡德邦、乌鲁克、库提、拉旮什等并存王朝

按《苏美尔王表》，阿卡德王朝(共11王)和乌尔第三王朝之间有3代：乌鲁克第四王朝、库提王朝和乌鲁克第五王朝。虽然王表把这5个王朝列为先后继承关系，其他文献表明库提蛮族入侵中原是在阿卡德王朝第5王沙尔卡里沙瑞死后，所以阿卡德王朝后6王的39年实际上是和库提王朝并存的。同样，王表中被库提王朝隔开的乌鲁克第四王朝和第五王朝应该是一个王朝，也与阿卡德后6王及入侵的库提王朝同时。分隔乌鲁克王朝的原因很可能是王表认为乌鲁克第四王朝的末王乌图赫旮勒的功绩不同于偏安的乌鲁克第四王朝：他驱走了库提王朝，统一了苏美尔，建立了新王朝。这样，共有6王38年、实为一个王朝的乌鲁克第四、五王朝与共39年的阿卡德第6—11王以及库提人在中原的统治几乎同时期。由此，三千纪年代学的研究关键是把王表中看来似乎是先后继承的三个王朝理解为实际上是大致同期的。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几种主要观点都认为库提王朝和阿卡德王朝同期，但认为乌鲁克第四王朝继承阿卡德王朝。例如，1939年雅各布森在《苏美尔王表》书的年表中把乌鲁克第四、五王朝的38年放在阿卡德第6—11王的39年之后，因此，阿卡德第5王后的这段并列时期定为77年(39+38=77)。嗖勒柏格同样认为在阿卡德王朝完全灭亡后乌鲁克第四、五王朝才开始。他认为阿卡德第6—11王在位的39年加上乌鲁克第四王朝的30年、第五王朝的10年(王表为8年)，共79年^{E.Sollberger,Sur la Chronologie des Rois DUr et Quelques Problemes Connexes,Archiv fur Orentforschung,vol.17,1954—1956,p.45.}。

荛吞也讨论了乌鲁克第四和第五王朝的年数^{M.B.Rowton,The Date of the Sumerian King List,Journal of Near East Studies,vol.19,1960，pp.156—162.}。由于合理地分析到阿卡德帝国在第五王时已瓦解，乌鲁克第四王朝在此时兴起，他没有像雅各布森和嗖勒柏格那样把乌鲁克第四王朝放在阿卡德王朝第11王之后，而置其于阿卡德第5王之后。然而，在对《苏美尔王表》各版本的不同数据的筛选上，他又走了极端。他认为主抄本(WB)所记的乌鲁克第四王朝的5个王的各在位年仅限于5、6、7这三个较短的数，变化少不可靠。所以，他相信另两个苏萨出土抄本(Sul,Su3+4，苏萨出土)所给的该王朝各王在位年数，并从两抄本的第1王、第2王和第5王在位数的最大值中选出作这三王的实际在位年数，把两抄本没有的第3王和第4王在位估为X+Y，人为的把乌鲁克第四王朝的统治加长到约百年(30+15+X+Y+25=70+X+Y≈100年)。这两个抄本中的年数互不相同，又不同于另两个系列的三个抄本所给的数值(WB：30年；S和P4：26年)：雅各布森已有力地说明这两个苏萨抄本的公用源本在这一部分有破损，所以两个书吏在恢复破损年数时根据各自的判断写入了不同的年数，他们的恢复不应作为可靠的原始数据。何况，在“两个不同的年数中有意地挑出大数”的选定方法显然不可取。苏萨的Sul抄本和Su3+4抄本把王朝的5个王变为3个王共在位52年或47年(Sul:30+15+7=52年;Su3+4:15+7+25=47年)。这两个年数和WB主抄本的30年，S和P4抄本的26年，相差不多，而荛吞设想的该王朝约百年的长度也大大地超过了任何一个古代抄本。1971年出版的《剑桥古代史》第1卷下册的年表根据荛吞观点，把阿卡德王朝第5王的末年定于“公元前2230年”，把乌尔第三王朝首王元年定为“公元前2113年”。于是，在两者之间的乌鲁克第四、五王朝获得长达116年(公元前2229—前2114年)的年数，它和苏美尔王表所给的38年相差太多，因而很不可靠。根据荛吞的计算法，阿卡德首王萨尔贡的第1年被定为“公元前2371年”。虽然由于《剑桥古代史》的影响，这一较高的数字曾经被两河流域历史教科书广为接受，但是现在国际上许多学者已不再使用这一过高的估计年数。遗憾的是中国大学教科书和有关读物现在仍然采用这一系统^{如：刘家和、王敦书本卷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6页。}。嗖勒柏格早在1956年已列出了从阿卡德的萨尔贡至拉尔萨王朝末王瑞姆辛之间的各王朝连续表。按中年代体系计算，萨尔贡元年是公元前2334年，比荛吞的定年晚37年。他也把乌尔第三王朝初年定为公元前2113年，用该年加上乌鲁克第四、五王朝的40年，再加上阿卡德王朝全部11个王的统治181年，他得出后被许多人接受的萨尔贡元年为公元前2334年的结论：例如发行量很大的英文普及书《古代伊拉克》^{G.Roux,Ancient Iraq,third edition.London:Penguin Books,1992,Chronological Tables.}(企鹅丛书)20世纪60—70年代版本采用荛吞的公元前2371年说，80年代以后的版本则采用了嗖勒柏格的公元前2334年说。

然而，这两种推算法都受到新的研究的挑战。美国耶鲁大学亚述学教授哈娄在1971年出版的《亚述学辞典》第3卷，提出比嗖勒柏格更短的计算^{W.W.Hallo,Gutium.In E.Weidner and W.von Soden (ed.),The 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vol.3.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57—1971,pp.708—719.Hallo and W.K.Simpson,The Ancient Near East,A History.New York:H.B.Jovanovich,Inc.1971,pp.54—68.}。在我个人看来，这一算法比上述两种推算更为合理，希望国内史学界重视和接受这一新的观点。从出土文献中得知，在阿卡德第5王沙尔卡里沙瑞死后，苏美尔又回到列国争霸时代，仅我们所知道的就有4个并存王朝(北方阿卡德、南方乌鲁克、中部库提、东南拉旮什)。阿卡德王朝失去霸主地位后，仍在迪亚拉地区维持一个小朝廷，6王依次共治39年。同时，《苏美尔王表》中取代阿卡德的乌鲁克第四王朝和驱逐库提的第五王朝应是一个王朝，共治38年。《苏美尔王表》虽然记载了战败乌鲁克第四王朝的库提王朝有21王，共治91年40天，由于没有文献表明库提王朝早期的王们进入了两河流域，这91年中的头几十年应是和阿卡德的第4王、第5王的统治是同时期。目前仅有3个库提王朝的王被证实于两河流域文献中：第14王Laeraab(王表写作：［Lae］rabuum)的权标头被发现；第19王Yarlagan(王表：Yarlaganda)和第20王Siuum的名字被两个温马王公的铭文分别提及。这两个铭文证明了温马是在库提的霸权之下。库提的第12王至第18王的名字是阿卡德语名字，这表明他们进入中原后受到两河流域文明的熏陶。如果假设库提王朝从第10王开始进入两河流域，据王表，第10王至第21王控制两河流域38年(与北方阿卡德王朝后6个王和南方的乌鲁克第四王朝共存)。这一数字和王表中乌鲁克第四、五王朝统治38年是一致的，它可能表明乌鲁克的乌图赫旮勒在其最后一年把库提人赶出两河流域。如果假设库提的第11王夺得了两河流域王权，库提统治则为35年，卢图赫旮勒则是在他的第5年击败库提末王提瑞干的。提到库提第20王Sium的温马王公卢旮勒安那图姆的铭文说“在温马被废弃35年后”，他重建了一个庙。据王表，库提第20王Sium在位7年，第21王仅在位第40天，库提王朝就结束了。如果建庙是在Sium的第7年，而到这年库提人蹂躏和统治苏美尔已35年了，那么由此推算出库提王朝是在第11王时进入两河流域并征服温马的。如此铭写于Sium的第1年，库提人则是在第9王时进入两河流域的，共治42年(35+7)。写铭文的温马王公卢旮勒安那图姆和乌鲁克第四王朝第2王统治下的一个高级祭司的名字一致(见他的权标铭文)。如果他是被乌鲁克王朝派到温马的总督，南方的乌鲁克和北方的库提王朝并立近40年的时期可能得到进一步证明。

下面再检验一下拉旮什城邦的情况。大量文物表明在库提统治下的拉旮什城邦存在一个半独立的乌尔巴巴/古地亚王朝。嗖勒柏格的文章统计了所知道的乌尔巴巴/古地亚王朝的年名，共33个(乌尔巴巴7个，古地亚16个，两个乌尔宁吉尔苏5个，皮瑞格美、乌尔旮尔和那马哈尼共6个)。如合理地估计约有15个左右的年名可能没有保存下来，那么在阿卡德王朝衰弱后独立的古地亚王朝统治共约48年。史料表明该王朝最后3个王的统治和乌尔第三王朝首王乌尔那穆同期，估计约10年，因此拉旮什王朝在乌尔那穆元年之前统治了约38年。由于拉旮什王朝是在阿卡德衰落时建立的，对它的历时估算支持阿卡德王朝第5王和乌尔王朝之间38年的结论。

嗖勒柏格同时还调查了乌尔城最高女祭司的在职大约年数。他注意到拉旮什王朝首王乌尔巴巴的女儿恩安耐帕达在北方库提王朝和南方乌鲁克王朝时是乌尔城中月神南那的最高女祭司。直到乌尔那穆第5年，乌尔那穆的女儿才接替了她任乌尔的最高女祭司。按嗖勒柏格的估算，恩安耐帕达在乌尔的任职是从乌尔巴巴的12年(对应乌鲁克王朝的第13年)开始，经过乌鲁克第四王朝的17年，第五王朝的10年(应为8年)和乌尔第三王朝的5年，共约33年。这一数字也表明库提和乌鲁克王朝的共存很可能不会超过40年。同时，这一过渡期的出土文物极少的现象也支持并立的库提和乌鲁克南北王朝历时较短的结论。

通过上面对文献的仔细分析，笔者认为嗖勒柏格对这一时期的估计基本合理，但他把南方的乌鲁克第四王朝放到北方的阿卡德邦的第11王之后并不合适。哈娄把阿卡德帝国的第5王沙尔卡里沙瑞死后的南北朝时期定为约40年比较合理。这样，这一时期年代学纵向主线的大约年数如下(由后向前推)：乌鲁克第五王朝8年(公元前2118—前2111年)；乌鲁克第四王朝30年(公元前2148—前2119年)；阿卡德王朝第1王至第5王共142年(公元前2290—前2149年)。这一时期横向的支线有三条：迪亚拉地区的阿卡德王朝的第6王至第11王共39年，北方库提王朝的第10王至第21王共38年，东南的拉旮什王朝的乌尔巴巴至那马哈尼共5王约40年，它们都和南方乌鲁克第四、五王朝同时期。拉旮什王朝在乌尔第三王朝的乌尔那穆即位后才结束，因此总年数略多出乌鲁克第四、五王朝的38年。根据《苏美尔王表》WB系列抄本给出的阿卡德王朝前5王在位共142年(56、9、15、37、25年)和其后的乌鲁克王朝共38年，以及上节计算出随后的乌尔第三王朝始于公元前2110年，如需要一个精确的数值，萨尔贡元年应为公元前2290年，比旧的公元前2371年短81年。

4文明初史即城邦争霸时期的大约年代(约公元前2900—前2300年)

在阿卡德的萨尔贡统一两河流域以前，温马城邦的公侯(“恩西”)卢旮勒扎给西(Lugalzaggesi)进入乌鲁克建立了乌鲁克第三王朝；他战败了拉旮什和其他城邦，统一了南方的苏美尔各邦。据《苏美尔王表》，卢旮勒扎给西的乌鲁克王朝在称霸25年后被北方新兴的强邦阿卡德的国王萨尔贡灭亡，萨尔贡在位共56年。虽没有史料提及卢旮勒扎给西和苏美尔联盟败于萨尔贡的时间，但由于卢旮勒扎给西是在萨尔贡之前获得王权的，他的继位应早于萨尔贡10年左右，在位大约于公元前2300—前2276年。

从远古洪水发生后到乌鲁克第三王朝，《苏美尔王表》给了13个或12个“连续继承”的王朝(基什第三和第四是一个王朝)。年代学者把这些王朝分为两阶段：基什第一王朝、乌鲁克第一王朝、乌尔第一王朝同在第一阶段。其中基什第一王朝中的前22个王都是传说中的神化了的酋长，他们“在位”从140年到1200年不等，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人物。最后二王恩美巴腊给西和其子阿旮虽被指定为900年和625年，但前者的铭文已在迪亚拉地区早王朝二期的考古地层发现。如果不是同名之人的话，一个名叫阿旮的温马王的铭文表明基什的阿旮可能征服过温马。苏美尔史诗《吉勒旮美什和阿旮》告诉我们：基什王阿旮的霸权被乌鲁克王吉勒旮美什所结束。乌鲁克王朝的第1王至第5王是在位百年至千年的“神人”，而后7王合理的在位年表明他们是历史人物。在位126年的第5王吉勒旮美什是两河流域史诗中著名的半人半神的英雄。如果估算吉勒旮美什在位约60年，乌鲁克第一王朝第5王至第12王共有170年。写于伊辛时期的作品《图马勒铭文》提到基什第一王朝的恩美巴腊给西父子，乌鲁克第一王朝的吉勒旮美什父子以及乌尔第一王朝首王美叁尼帕达父子曾先后到尼普尔建庙。这表明王表中的基什第一王朝的末两王和乌鲁克第一王朝中间的两王(第5王、第6王)以及乌尔第一王朝的头两王是大约同期的历史性人物。乌尔出土的该王朝3个王的铭文证实了《苏美尔王表》所记的乌尔第一王朝的可靠性。王表的乌尔第一王朝共4王，在位共177年(80、36、25、36年)。其中首王在位80年虽然过高，但出土铭文表明80年可能是首王美斯—安耐帕达和他儿子阿—安耐帕达两代王的统治年数，很可能由于父子名字十分相似，《苏美尔王表》在传抄中误把两王当作一王，把儿子的年算到父亲的统治年数中。在基什、乌鲁克、乌尔等城邦先后称霸后，伊朗方面的蛮族阿完人入侵苏美尔，但《苏美尔王表》中的阿完王朝3王356年的时间是完全不可靠的。如果存在阿完王朝，从考古发掘看，这个没有留下任何文物的王朝只能有一二十年的统治。随后的基什第二王朝的8个王在位年三千年也无证可查，但其第3王“大船”(mámágal)出现在后来的预兆文中。随后，另一蛮族哈马兹(Hamasi)入侵，共一王治6年，似乎可信。总之，除去基什和乌鲁克王朝中的神王的统治年，属于考古地层早王朝二期的乌鲁克第一及乌尔第一王朝在王表中有170—180年的历史，加上后来短暂的蛮族阿完王朝和不可信的基什第二王朝以及仅6年的哈马兹王朝，这一早期城邦时期约200年左右，哈娄将这一时期定为公元前2700年至前2500年。早王朝一期地层少有王铭出现，这时期乌鲁克、乌尔出土的象形字经济文件以及“字表”表明它是文字的创造和发展时期(约公元前2900—前2700年)。两河流域文字产生于乌鲁克文化晚期和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层(约公元前3200—前2900年)，有的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原始文字时期”。史前和文字发明时期在《苏美尔王表》中模糊地记为5个最早的王权城邦的先后崛起。5个城邦、8个“王”共24万多年的统治表明这些人是被后代神化了的部落联盟大酋长，类似中国伏羲、炎帝(神农氏)、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等三皇五帝(中国《帝王世纪》记黄帝在位百年、颛顼在位78年，还没有过分夸大)。五城之首的埃利都已被考古发掘证实建于约公元前4300—前3500年的欧贝德文化时期。正如以甲骨文为代表的象形特征的商代文字是汉字的源头，在五城之末的苏路帕克出土的刚刚脱离象形阶段的早期楔形文字(约公元前2600年)是后来不断简化的楔形字的源头。洪水前5个城邦的古帝应是在无史可查的情况下古巴比伦时的书吏依传说编撰的历史。我们虽然不能否认其中可能有真史的影子，但不能将其作为断代和研究的根据。从考古发掘的证据来看，阿卡德统一之前的城邦争霸时期被定为“早王朝时期”。许多遗址都有早王朝的地层。宗教中心尼普尔的伊南娜女神庙的层积深60英尺，分9层：最底层(9层)是早王朝一期的庙，其上的第8层为早王朝二期庙，第7层为早王朝二、三期建的庙，第6层和第5层为早王朝三期的庙。从第7层开始庙址出土了大批向女神奉献的刻有古朴体字的还愿石碗，其中提到尼普尔的公侯和其他官、民^{A.Goetze,Early Dynastic Dedication Inscriptions,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vol.23,1971,pp.39—56.}。《图马勒铭文》提到第一位历史人物、基什的恩美巴腊给西首先在尼普尔建庙，祭祀神王恩利勒。尼普尔早王朝二期地层的庙可能建于约公元前2900—前2700年基什古帝王号令天下的时期。

早王朝三期约为公元前2500—前2300年。据《苏美尔王表》，在外族哈马兹王朝之后，有乌尔第二王朝，乌鲁克第二王朝、阿达波王朝，马瑞王朝、基什第三、四王朝和阿克沙克王朝。这些城邦王朝应是在早王朝三期时先后号令苏美尔的，在乌鲁克和乌尔、温马、阿达波、尼普尔都有这一时期的王铭出土，然而能证实这些王朝各王的出土铭文却较少。其中一王治90年的阿达波王朝被多数亚述学者认为是杜撰的。《图马勒铭文》提到乌尔第二王朝的头两个王在尼普尔建了庙，他们很可能是历史人物。马瑞是两河流域西部边缘地区有名的古城，有许多早王朝文物出土。苏美尔王表中的马瑞王朝的6个王名中，首王伊勒苏(Ilsu)和他的女儿的铭文在乌尔出土，它证明了北叙利亚的马瑞古王朝和苏美尔的各古邦确有联系。王表说萨尔贡曾任基什第四王朝第2王乌尔札巴巴的持酒杯礼官，可见基什王是他在阿卡德崛起前的主人，而阿卡德前3王又自称基什王表明基什第四王朝是可信的。在《苏美尔王表》没提及的重要城邦拉旮什遗址出土了大批早王朝三期的王铭和行政档案，它表明拉旮什是个强大的苏美尔城邦。根据拉旮什文献，从首王乌尔南舍(UrNanshe)到末王乌鲁卡吉那共有8代10王。温马公侯卢旮勒扎给西征服前的拉旮什的最后3个王恩恩塔尔兹、卢旮勒安达和乌鲁卡吉那。这一时期用在位年序纪年的大量行政文献的出土，证实他们共在位21年(6、 6、 9年)。这8代10王加上卢旮勒扎给西的25年的统治应不超过200年，所以年代学把早王朝三期定为约公元前2500—前2300年。

五 结 论

两河流域丰富的年代学文献为重建这一文明的年代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亚述地区的《名年官表》和《亚述王表》以及希腊化时的《托勒密的国王经典》是公元前一千纪年代学的主要依据。托勒密所给的晚期巴比伦各王的在位年解决了公元前747年后的公元纪年问题。参照现代天文学提供的日蚀数据和文献材料，亚述名年官表记录的发生日蚀的阿淑尔丹第三第10年被认为是公元前763年。以此为基准点，利用记有一百多位国王的《亚述王表》，亚述历史年代可以直推至公元前15世纪。因《亚述王表》中的残缺和遗漏，我们不能依靠它获得公元前15世纪以前各王的准确的公元年数。《巴比伦王表A》的残缺同样使我们不能准确地上推至古巴比伦王朝。值得庆幸的是，一块传抄至晚期的天象预兆泥板提供了古巴比伦王朝第10王阿米嚓杜喀第1年至第8年的金星运行记录。用这一记录参照现代天文学提供的金星运行史表，可以得出一组筛选古巴比伦王朝公元基点的年数。年代学者出于对这组数据不同的估计和分析提出了“高年代体系”(汉穆腊比元年为公元前1848年)、“中年代体系”(为公元前1792年)和“低年代体系”(为公元前1728年)等不同的体系。对3个系统的分析、推衍的结果表明中年代体系与历史文献提供的相对数值最为贴近，因此它被用作常用年代体系。乌尔第三王朝以前的年代主要根据年代学重要古文献《苏美尔王表》来分析估算。由于对《苏美尔王表》中阿卡德王朝晚期和乌鲁克第四以及库提王朝是否重叠的理解不同，学界对于古阿卡德王朝的萨尔贡元年有不同的分析结果，笔者认为公元前2290年比《剑桥古代史》的公元前2371年更合乎历史事实。对于阿卡德王朝统一前的初史时期，由于文献的缺少和文献中缺乏纪年(人类的纪年概念是从远古时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年代学只能采用考古学的地层关系把公元前三千纪上半时期定义为“早王朝”，并分为三期，这一时期年值大都冠以“大约”一词。

从年代学发展的历史来看，由于对王表中重叠的王朝没有正确的理解，早期的计算往往形成较高的年数。新的材料出现和排除王朝重叠部分的工作使早期提出的古巴比伦王朝公元年序几次下降，达到目前所使用的中年代体系。我们还可以从古代金星天象而引起的多个年代体系产生的现象看到：由于日蚀、月蚀和其他天象的年值是循环多项的，只有准确地理解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天象所在的历史环境和充分利用文献提供的相对年代数据，才能正确地筛选出一个不易质疑的年值。

校后记：中年代体系的权威性仍在受到挑战——根据荷兰亚述学者KRVeenhof,最近用树轮定年技术测出位于小亚的两处阿淑尔城邦商城遗址(Kanish and Acemhyük)中的古亚述王朝和亚述王沙姆西阿达德时期使用的两座宫殿中的木制品的年代分别是公元前1749年和公元前1752年^{K.R.Veenhof,Old Assyrian Chronology.Akkadica,vol.119—120,2000,pp.137—150.}。Acemhyük的宫殿中因为有沙姆西阿达德的印记而被确定为和他同时。在中年代体系中沙姆西阿达德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808—前1776年，公元前1752年他已死去。同时，《马瑞名年官编年纪》记载的沙姆西阿达德出生后次年发生的日食已被一天文学者测定为公元前1800年之后，因为亚述王的寿命在75年以上，他应该死于公元前1725年之后。这些新的研究认为沙姆西阿达德的去世年比中年代体系的公元前1752年晚30—50年，因而支持低年代系统。

〔作者吴宇虹，1949年生，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研究中心、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130024〕

(责任编辑：姚玉民 舒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