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清末翰林院编修，1905年加入同盟会，成为反清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民国成立后任教育总长，是著名的教育家；曾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在学术界很有声望，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罗章龙是1918年入校的北京大学文学院学生，后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担任中共北大党组织的负责人。罗章龙和蔡元培的社会地位不同，思想信仰和政治主张也互不相同，然而在北京大学的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却能和谐相处，有着一段不寻常的交往。
同在北大，偶然相识
蔡元培任校长后，要把北大办成新式学校，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主张无论何种学派、各派的教员，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选择的余地。他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礼教。他大胆引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之等新人。特别是他亲赴前门西河沿一家普通旅馆，登门拜访陈独秀，礼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一时传为佳话。他号召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在学生中成立各种学会、研究会，热诚关心爱护学生。一天，蔡元培坐车外出开会，云南学生王有德因无钱入学拦车求助，他问明情况后，没有责怪王有德，还让王到总务处报个名，每天上完课后，做一两个小时的工。这件事，在学生中也广为流传。羅章龙入校后，耳闻目睹，对蔡元培很有好感，认为他不但学识渊博，也是一位思想开明、作风民主、热情爱护青年、锐意革新的教育家，是北大新派力量的保护人，支持新思想不断发展。
当时，罗章龙心目中十分敬佩的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追随陈独秀，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他在李大钊的教导下，于1920年3月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又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宣传。罗章龙深知要在北京大学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不争取蔡元培的支持，而蔡元培也是可能这样做的。因此，罗章龙便找机会主动接近蔡元培。
蔡元培虽然知道参加五四运动的激进的北大学生中有一个名叫罗章龙的湖南学生，但从未谋面。有一次蔡元培演讲，内容是批评宗教思想，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罗章龙等人去给他做记录。事先预习了一些参考书，所以记录做得深入浅出、平实易解。送给他看时，他认为表达了他的本来意思，便对人讲：“能记录到这种程度就算不错了！”因此，他对罗章龙等人的印象很好。此后，罗章龙就不断同他接触，希望得到他的赞助。
报告，即加以危害民国罪名，务望令上海公安局，即日将罗章龙君释放，或移交上海地方法院，公开审判为幸”。汪精卫接信后，立即电上海市政府，谓如罗无暴动行为，当可从宽办理。4月28日，罗章龙被释放。罗章龙获释后，拟前往河南大学任教，需要有北大毕业文凭，这张文凭也是来之不易的。1924年夏，是罗章龙应该在北大参加毕业考试的时候，但因他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五大和在西欧做国际运输工会的工作，不能回国应试，他给蔡元培写信说明这一情况。蔡元培知道罗章龙是中共中央的领导干部，在国外从事共产国际领导的工会活动，仍很痛快地答复说：“不能回来没关系，将来可以补考。”1925年，罗章龙回国到北大补考，推迟一年毕业了。正是这张北大毕业文凭，帮助罗章龙顺利地实现了去河南大学任教的愿望。罗章龙回忆说：从这一件事上足见蔡先生“对于正义行动、革命行动，是满怀热忱关怀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章龙西迁汉中城固，执教西北联合大学，仍常常怀念蔡元培这位使人景仰不衰的师长，期望能有再见面的机会。他没有料到蔡元培已于1940年3月病逝香港，上海一别，竟成永诀。
1983年2月，罗章龙在回顾这段往事时，写道：“被蔡先生这种民主作风和爱护青年、支持进步事业的精神笼罩着的北大，不仅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同时也成了中国优秀干部的培养所。这就是北大永远不能使人忘怀的原因。我对于蔡先生的深深怀念也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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