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通用4篇)

本文，读音为běn wén，汉语词语，意思是所指的这篇文章，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4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4篇

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篇1

浅谈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中国文化积淀深厚，博大精深，对亚洲的日本、朝鲜、越南等邻邦国家影响巨大而深远，其中日本所受影响最深。自奈良时代开始，随着大量遣唐使的派遣，文化的交流日益加深。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日本书纪》，从体例到语言都受《汉书》的影响，公元751年《怀风藻》的问世，标志着日本文人诗歌创作的肇始，这也是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明显地受到《诗经》和《昭明文佚》的影响。在日本文学史上，甚至还出现过汉诗文几乎压倒日本传统文学的时期（即从《万叶集》后期的759年到《古今和歌集》成立的905年的大约150年之间），人们称之为“国风黑暗时代”。直到宽平二年，朝廷接受菅原道直的建议，废止遣唐使，对外采取封闭策略，日本的传统文学才得以发展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影响后世文化深远的平安文学中，对日本汉文学乃至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无疑首推白居易。
　　据考，白居易的作品传入日本的时间最早见《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上所记载，承和五年（838），由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从唐商人带来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诗笔》呈现给仁明天皇。随后，遣唐使陆续带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诗一经传入，迅速流传开来，深受当时日本文人的喜爱。据《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当时传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长庆集》（29卷）。根据日本学者金子彦二郎著《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统计，在平安文士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中，共收中日诗人诗歌1110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占了535首，几乎占半数。另据川口久雄统计，在藤原公任编纂的诗集《和汉朗咏集》中，共收录588首诗，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139首之多。
　　当时在日本凡谈及汉诗文者，言必称《文选》和《白氏长庆集》。据《江谈抄》记述，当时和白居易同时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对《白氏文集》最是钟爱，相传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时曾秘藏偷读，视为珍宝。后来他要考验臣子有没有学问，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诗念错，考考这个臣子熟不熟白居易的诗句，若是熟，就代表这个臣子很强。一次嵯峨天皇在召见臣下小野篁时，赋汉诗曰：“闭阁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小野篁奏曰：“圣作甚佳，惟‘遥’改‘空’更妙也。”天皇感慨道：“此乃白乐天句，‘遥’本作‘空’，仅使卿耳，卿之诗思已同乐天矣。”可见小野篁对白诗的熟记已达到背诵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乐天”之称。日本《史馆茗话》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平安时代的汉学世家菅原、大江两家也都是长庆集的崇拜者。据金子彦二郎的《平安时代文学与》一文中统计，菅原道真在《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达500多首诗，80多次，并有所创新和发展。据记载，后醍醐天皇在收到菅原道真的诗集后，以“见右丞相献家集”为题，作诗大加赞赏，曰：“更有菅家胜白样”，并在诗后自注：“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平安朝廷还专门开设《白氏文集》讲座，由大江维时给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侍读，此后数代天皇都参加了这个讲座。并多次举办御前诗会，围绕白诗取题唱和。《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作为一条彰子皇后的女官，也曾给皇后讲授《白氏文集》。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处处可见对白诗的活用。据丸山清子著《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统计，《源氏物语》中引用中国古典文学典籍185处，其中白诗达106处之多。当时白居易还在世。诚如明万历46年，那波道圆在和活字版《白氏文集》之（后序）中所言：
　　诗文之称于后世，不知其数千家也。至称于当时，则几希矣，况称于外国乎？……在鸡林〔注一〕，则宰相以百金换一篇，所谓传于日本新罗诸国。呜呼，菅右相者，国朝文章之冠冕也。渤海客睹其诗，谓似乐天，自书为荣。岂复右相独然而已矣哉？昔者国纲之盛也，故世不乏人，学非不粹，大凡秉笔之士，皆以此为口实，至若倭歌、俗谣、小史、杂记，暨妇人小子之书，无往而不沾溉斯集中之残膏剩馥，专其美于国朝，何其盛哉！
　　在我们看来，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无论如何也要首称李白、杜甫，白居易要排在较后面。为何在日本，白居易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呢？笔者认为，白居易之所以风靡日本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白诗数量丰富，取材范围广泛，便于学习和借鉴。白居易活了75岁，共创作了三千多首诗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诗》中共编为三十九卷，是唐代诗人中保存诗歌最多的。另外，由于白居易的经历十分丰富，其诗歌取材范围更是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的日本平安文坛崇尚汉诗文，文人聚会，以会吟诵诗汉诗文为本事与才华。对大部分初学汉诗的人而言，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凭空是作不出好诗来的，所以这就需要一种范例或辞典，以供借鉴模仿。前面提到的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就是应当时的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参考书。该书将所收一千多首汉诗分为季节、天象、地理、人事、官事、草木、禽兽、宴喜、别离……等十五部门编纂，以便利日本文士们写作汉诗之际，依其所欲咏颂的内容而寻找其摹仿参考的对象。这就类似我们小学时候用的模板，在自己还不太会写文章的时候看的名家或典型作品，天下文章一大抄，多了就知道怎么写。典型的平安朝廷的诗人就是这样，他们翻翻《千载佳句》，自己当下要写什么诗，就专门看那一类的作品，化用其中的句子。不管如何，这是一种练习，若是能超脱，就会建立自己的风格。日本人有自己的和歌，不过和歌也常是从中国文人的作品中转化而成的。《千载佳句》的编者大江维时的伯父大江千里即编了一本《句题和歌》。该书搜集汉代以降至唐代各家之古诗句，以供写作和歌的参考之用，分春、夏、秋、冬、风月、游览、杂、离别、述怀等九部门，每部门各收十首至二十首和歌。先录其典据之诗句，后附和歌；所载的和歌，即是依原诗句翻译蹈袭、或摄取转化而来。由于白居易的高产，写作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凡个人生活、做官生涯以及社会民生，都有记述咏诵，因而他自然成为收录诗作最多诗人，其丰富的作品也自然成为当时文人学习诗歌创作的首选范本。 
　　二、白诗通俗浅显，直白流畅，易于理解和摹仿。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号称“老妪能解”。据南宋初释惠洪《冷斋夜话》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解之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不复集。”白居易自称：“稂莠秕稗，生于縠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白居易以其天才，作诗既意求通俗，不避俚语，天下俚俗语，遂几尽在白诗中。王荆公因此叹曰：“天下好语被杜子美道尽，天下俚语又被白乐天道尽。”顾实在其《中国文学史纲》中指出：“盖当时之诗，竞拟魏汉，甚者至肖诗之雅颂，强自鸣高而自炫学博。白居易独以入耳为主宰；显为一种反动。洵具有慧眼卓见也。今观《长恨歌》《琵琶行》，皆无注脚即可明白。宜乎彼诗在当时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妪，莫不玩诵之。故白居易者，纯粹平民诗人也。”〔注二〕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号为元和诗。……然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白居易自己给元稹的书信当中也说：“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白诗之流行，由此可见一斑。 
　　曲高则和寡，李白的诗汪洋恣睢，如阳春白雪，难以摹仿；白居易的诗则明白晓畅，似下里巴人，因而众口传唱。日本当时虽说风行汉诗文，但毕竟汉语是一种外语，在理解上是有一定难度的。能达到李白、杜甫这样的水平的中国诗人又能有几个，何况是日本人？因此，不管平安朝的贵族文士们对汉诗如何热心，也不管他们如何热中于汉文化，要运用繁难的中国文字、生疏的中国语言来写出天马行空、工巧深刻的诗文来，那谈何容易！李白、杜甫等人的诗对他们而言难度太大，肯定是学不来，只有白居易的诗符合了既能够读懂且能照搬摹仿的条件，因而深受平安文人喜爱。
　　三、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审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平安时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起文人的共鸣。白居易的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自叙言：“夫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 
白居易自己最看重，也是最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其中，如《歌舞》、《买花》、《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首首如剑，皆是被人们广为传诵的名篇。这是因为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对政治有着极高的热情，所以才会注意到租税，进奉，宫女，宦官等方面的事物，才能写出这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也才能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主张。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并称这类诗旨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但白居易的这种政治热情，随着屡遭挫折而渐渐消退。在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饱受排挤倾轧，因此早年大志逐渐被消磨，为避祸远嫌，他以诗、酒、禅、游自娱，有感而发创作了平易悠闲的闲适诗，诗歌中处处流露出退避政治，知足长乐的老庄思想以及对归隐田园的闲适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感伤诗中成就最大的当数《长恨歌》和《琵琶行》，字里行间弥荡着浓浓的感伤情绪,寄托深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但随着元和六年，母亲去世和爱女夭折。白居易丁忧居渭村三年期间，又贫又病，靠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日，后又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几年内经受了至亲离丧、仕途失意的一连串打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从此，他开始转而求禅问佛， 
　　“作为一个被人世矛盾和苦恼击倒的人，把佛教作为净化灵魂的教义和实践”。〔注三〕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正如其在《晏生闲吟》中表明的：“赖学禅门非想定，千愁万念一时空”。白居易晚年更加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转而信奉净土宗，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以踏上往生极乐的西方净土，他在《画弥勒上生帧赞并序》中说愿“焚香作礼，发大誓愿……愿我来世，一时上生”。在白居易后期的很多作品中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时代，统一强盛的大唐迅速衰落，出现大大小小的割据军阀。这和平安时代天皇威权旁落，各地武家政权兴起的社会现实十分类似。但在平安文学当中，很少有人接受白居易那种饱含“兼济天下”之志的讽谕诗。虽然菅原道真在任赞歧守时，曾作《寒早十首》组诗，反映走还人、老鳏人、药圃人、驿亭人、赁船人、卖盐人等社会底层人物生活状况。但作为整个平安时代腐朽没落的贵族公卿阶层而言，他们绝没有兴趣去关系下层民众的疾苦，即使是菅家道真，在他的组诗中也“看不到在白居易《新乐府序》和《秦中吟序》中那种关于表现意图的明确宣言”，因而“对于这种直接的政治批评手法，道真根据日本关于诗歌应当具有雅趣风姿的传统观念，大概是不能接受的”。〔注四〕他们欣赏的只是白居易诗中体现的那种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表现出的细腻把握的特点以及贯通佛道两教的“闲适”、“感伤”思想和充满了沉郁伤感、烟霞风流的情调。这与古代日本人的心性、敏锐的季节感和“物哀”、“风雅”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注五〕同时，由于平安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平素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深感人世之无常，平素不满于现状的中下层贵族更加厌世，祈求来世的极乐世界，便广泛接受了“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思想，促成了佛教思想的盛行。这也使他们对白居易诗歌中的老庄享受现世的逍遥观念和佛家追求来世的解脱思想引起了深深的共鸣，纷纷效仿白居易的寄情诗酒、放纵自娱，以求得心理的寄托和慰籍。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枕草子》、《伊势物语》、《和泉式部日记》等作品中，都清晰地反映了当时公卿贵族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

Welcome To

Download !!!

欢迎您的下载，资料仅供参考！

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篇2

浅谈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中国文化积淀深厚，博大精深，对亚洲的日本、朝鲜、越南等邻邦国家影响巨大而深远，其中日本所受影响最深。自奈良时代开始，随着大量遣唐使的派遣，文化的交流日益加深。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日本书纪》，从体例到语言都受《汉书》的影响，公元751年《怀风藻》的问世，标志着日本文人诗歌创作的肇始，这也是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明显地受到《诗经》和《昭明文佚》的影响。在日本文学史上，甚至还出现过汉诗文几乎压倒日本传统文学的时期（即从《万叶集》后期的759年到《古今和歌集》成立的905年的大约150年之间），人们称之为“国风黑暗时代”。直到宽平二年，朝廷接受菅原道直的建议，废止遣唐使，对外采取封闭策略，日本的传统文学才得以发展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影响后世文化深远的平安文学中，对日本汉文学乃至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无疑首推白居易。
　　据考，白居易的作品传入日本的时间最早见《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上所记载，承和五年（838），由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从唐商人带来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诗笔》呈现给仁明天皇。随后，遣唐使陆续带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诗一经传入，迅速流传开来，深受当时日本文人的喜爱。据《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当时传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长庆集》（29卷）。根据日本学者金子彦二郎著《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统计，在平安文士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中，共收中日诗人诗歌1110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占了535首，几乎占半数。另据川口久雄统计，在藤原公任编纂的诗集《和汉朗咏集》中，共收录588首诗，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139首之多。
　　当时在日本凡谈及汉诗文者，言必称《文选》和《白氏长庆集》。据《江谈抄》记述，当时和白居易同时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对《白氏文集》最是钟爱，相传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时曾秘藏偷读，视为珍宝。后来他要考验臣子有没有学问，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诗念错，考考这个臣子熟不熟白居易的诗句，若是熟，就代表这个臣子很强。一次嵯峨天皇在召见臣下小野篁时，赋汉诗曰：“闭阁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小野篁奏曰：“圣作甚佳，惟‘遥’改‘空’更妙也。”天皇感慨道：“此乃白乐天句，‘遥’本作‘空’，仅使卿耳，卿之诗思已同乐天矣。”可见小野篁对白诗的熟记已达到背诵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乐天”之称。日本《史馆茗话》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平安时代的汉学世家菅原、大江两家也都是长庆集的崇拜者。据金子彦二郎的《平安时代文学与》一文中统计，菅原道真在《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达500多首诗，80多次，并有所创新和发展。据记载，后醍醐天皇在收到菅原道真的诗集后，以“见右丞相献家集”为题，作诗大加赞赏，曰：“更有菅家胜白样”，并在诗后自注：“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平安朝廷还专门开设《白氏文集》讲座，由大江维时给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侍读，此后数代天皇都参加了这个讲座。并多次举办御前诗会，围绕白诗取题唱和。《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作为一条彰子皇后的女官，也曾给皇后讲授《白氏文集》。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处处可见对白诗的活用。据丸山清子著《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统计，《源氏物语》中引用中国古典文学典籍185处，其中白诗达106处之多。当时白居易还在世。诚如明万历46年，那波道圆在和活字版《白氏文集》之（后序）中所言：
　　诗文之称于后世，不知其数千家也。至称于当时，则几希矣，况称于外国乎？……在鸡林〔注一〕，则宰相以百金换一篇，所谓传于日本新罗诸国。呜呼，菅右相者，国朝文章之冠冕也。渤海客睹其诗，谓似乐天，自书为荣。岂复右相独然而已矣哉？昔者国纲之盛也，故世不乏人，学非不粹，大凡秉笔之士，皆以此为口实，至若倭歌、俗谣、小史、杂记，暨妇人小子之书，无往而不沾溉斯集中之残膏剩馥，专其美于国朝，何其盛哉！
　　在我们看来，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无论如何也要首称李白、杜甫，白居易要排在较后面。为何在日本，白居易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呢？笔者认为，白居易之所以风靡日本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白诗数量丰富，取材范围广泛，便于学习和借鉴。白居易活了75岁，共创作了三千多首诗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诗》中共编为三十九卷，是唐代诗人中保存诗歌最多的。另外，由于白居易的经历十分丰富，其诗歌取材范围更是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的日本平安文坛崇尚汉诗文，文人聚会，以会吟诵诗汉诗文为本事与才华。对大部分初学汉诗的人而言，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凭空是作不出好诗来的，所以这就需要一种范例或辞典，以供借鉴模仿。前面提到的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就是应当时的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参考书。该书将所收一千多首汉诗分为季节、天象、地理、人事、官事、草木、禽兽、宴喜、别离……等十五部门编纂，以便利日本文士们写作汉诗之际，依其所欲咏颂的内容而寻找其摹仿参考的对象。这就类似我们小学时候用的模板，在自己还不太会写文章的时候看的名家或典型作品，天下文章一大抄，多了就知道怎么写。典型的平安朝廷的诗人就是这样，他们翻翻《千载佳句》，自己当下要写什么诗，就专门看那一类的作品，化用其中的句子。不管如何，这是一种练习，若是能超脱，就会建立自己的风格。日本人有自己的和歌，不过和歌也常是从中国文人的作品中转化而成的。《千载佳句》的编者大江维时的伯父大江千里即编了一本《句题和歌》。该书搜集汉代以降至唐代各家之古诗句，以供写作和歌的参考之用，分春、夏、秋、冬、风月、游览、杂、离别、述怀等九部门，每部门各收十首至二十首和歌。先录其典据之诗句，后附和歌；所载的和歌，即是依原诗句翻译蹈袭、或摄取转化而来。由于白居易的高产，写作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凡个人生活、做官生涯以及社会民生，都有记述咏诵，因而他自然成为收录诗作最多诗人，其丰富的作品也自然成为当时文人学习诗歌创作的首选范本。 
　　二、白诗通俗浅显，直白流畅，易于理解和摹仿。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号称“老妪能解”。据南宋初释惠洪《冷斋夜话》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解之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不复集。”白居易自称：“稂莠秕稗，生于縠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白居易以其天才，作诗既意求通俗，不避俚语，天下俚俗语，遂几尽在白诗中。王荆公因此叹曰：“天下好语被杜子美道尽，天下俚语又被白乐天道尽。”顾实在其《中国文学史纲》中指出：“盖当时之诗，竞拟魏汉，甚者至肖诗之雅颂，强自鸣高而自炫学博。白居易独以入耳为主宰；显为一种反动。洵具有慧眼卓见也。今观《长恨歌》《琵琶行》，皆无注脚即可明白。宜乎彼诗在当时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妪，莫不玩诵之。故白居易者，纯粹平民诗人也。”〔注二〕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号为元和诗。……然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白居易自己给元稹的书信当中也说：“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白诗之流行，由此可见一斑。 
　　曲高则和寡，李白的诗汪洋恣睢，如阳春白雪，难以摹仿；白居易的诗则明白晓畅，似下里巴人，因而众口传唱。日本当时虽说风行汉诗文，但毕竟汉语是一种外语，在理解上是有一定难度的。能达到李白、杜甫这样的水平的中国诗人又能有几个，何况是日本人？因此，不管平安朝的贵族文士们对汉诗如何热心，也不管他们如何热中于汉文化，要运用繁难的中国文字、生疏的中国语言来写出天马行空、工巧深刻的诗文来，那谈何容易！李白、杜甫等人的诗对他们而言难度太大，肯定是学不来，只有白居易的诗符合了既能够读懂且能照搬摹仿的条件，因而深受平安文人喜爱。
　　三、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审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平安时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起文人的共鸣。白居易的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自叙言：“夫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 
白居易自己最看重，也是最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其中，如《歌舞》、《买花》、《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首首如剑，皆是被人们广为传诵的名篇。这是因为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对政治有着极高的热情，所以才会注意到租税，进奉，宫女，宦官等方面的事物，才能写出这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也才能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主张。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并称这类诗旨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但白居易的这种政治热情，随着屡遭挫折而渐渐消退。在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饱受排挤倾轧，因此早年大志逐渐被消磨，为避祸远嫌，他以诗、酒、禅、游自娱，有感而发创作了平易悠闲的闲适诗，诗歌中处处流露出退避政治，知足长乐的老庄思想以及对归隐田园的闲适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感伤诗中成就最大的当数《长恨歌》和《琵琶行》，字里行间弥荡着浓浓的感伤情绪,寄托深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但随着元和六年，母亲去世和爱女夭折。白居易丁忧居渭村三年期间，又贫又病，靠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日，后又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几年内经受了至亲离丧、仕途失意的一连串打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从此，他开始转而求禅问佛， 
　　“作为一个被人世矛盾和苦恼击倒的人，把佛教作为净化灵魂的教义和实践”。〔注三〕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正如其在《晏生闲吟》中表明的：“赖学禅门非想定，千愁万念一时空”。白居易晚年更加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转而信奉净土宗，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以踏上往生极乐的西方净土，他在《画弥勒上生帧赞并序》中说愿“焚香作礼，发大誓愿……愿我来世，一时上生”。在白居易后期的很多作品中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时代，统一强盛的大唐迅速衰落，出现大大小小的割据军阀。这和平安时代天皇威权旁落，各地武家政权兴起的社会现实十分类似。但在平安文学当中，很少有人接受白居易那种饱含“兼济天下”之志的讽谕诗。虽然菅原道真在任赞歧守时，曾作《寒早十首》组诗，反映走还人、老鳏人、药圃人、驿亭人、赁船人、卖盐人等社会底层人物生活状况。但作为整个平安时代腐朽没落的贵族公卿阶层而言，他们绝没有兴趣去关系下层民众的疾苦，即使是菅家道真，在他的组诗中也“看不到在白居易《新乐府序》和《秦中吟序》中那种关于表现意图的明确宣言”，因而“对于这种直接的政治批评手法，道真根据日本关于诗歌应当具有雅趣风姿的传统观念，大概是不能接受的”。〔注四〕他们欣赏的只是白居易诗中体现的那种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表现出的细腻把握的特点以及贯通佛道两教的“闲适”、“感伤”思想和充满了沉郁伤感、烟霞风流的情调。这与古代日本人的心性、敏锐的季节感和“物哀”、“风雅”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注五〕同时，由于平安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平素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深感人世之无常，平素不满于现状的中下层贵族更加厌世，祈求来世的极乐世界，便广泛接受了“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思想，促成了佛教思想的盛行。这也使他们对白居易诗歌中的老庄享受现世的逍遥观念和佛家追求来世的解脱思想引起了深深的共鸣，纷纷效仿白居易的寄情诗酒、放纵自娱，以求得心理的寄托和慰籍。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枕草子》、《伊势物语》、《和泉式部日记》等作品中，都清晰地反映了当时公卿贵族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

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篇3

禅宗对日本“剑道”的影响

1 中国禅宗的日本化

“禅”，是梵文“Dhvana”(禅那)的音译略称，“禅那”意译为“思维或静虑”，“是思维真理，静息念虑之法”[1]。通过静心思考，使身心得到惠和或体悟特定的义理。

“禅”原本是印度宗教哲学中一种特定的宗教实践，后来被纳入佛教体系，并成为其重要的修行方法。“印度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2]。

“禅”在悟道成佛的佛教理性实践中，虽然起着支撑佛教理性实体的重要作用、但它毕竟只是通向真如佛性的一种修行方式，而非佛理的全部内涵和要旨。所以，它在以注重个性成佛的小乘佛教中仅仅是戒、定、“三学”之一的“定学”；而在大乘佛教中，只占“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那、智慧中的一席之地。

真正给“禅”赋予一个全新的宗教意义，并使之自成宗派的，乃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并广为传布所致。因此，可以说禅宗就是中国化的佛教，“是印度的佛教思想与中国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3]。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认同和接纳外来文化的革新运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化和同化，必然会导致佛教中国化而生成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就是盛唐时代定型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禅宗。

　　自奈良时代(约A.D.710—A.D.784)以后，中国的禅宗便不断传入日本，但在日本旧佛教统治的历史时期，禅宗始终未能在日本形成独立的宗派。但是，到镰仓时代(约A.D.1192—A.D.1333)，国家佛教和贵族佛教丧失了统治地位，否定烦琐教学、注重内心信仰的倾向出现了，于是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禅的强烈兴趣。与此同时，荣西传中国临济禅，道元传中国曹洞禅，并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

中国禅宗以“无我无心”的境界为中心，崇尚日常生活行持，主张佛法真理就在“着衣吃饭处”，起居动作皆做到无心不动念。

但中国禅宗较侧重理论，而日本临济禅则吸收中国禅宗的特色，不拘泥于坐禅形式，又不注重理论而看重实修。因此，可以说中国禅宗是主智的，日本禅则是主实的。主实包括把禅的精神实际应用到绘画、建筑、茶道、武道、文学等诸领域，也含持戒和护国等特色。

自荣西传临济禅、道元传曹洞禅之后，中国禅宗各派不断传入日本，禅的宗旨在日本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禅宗否定“末法”的主张，更迎合了当权者和武士们的欢心，遂在日本扎根发展。

禅宗是镰仓时代日本佛教的主流，得到幕府武士的格外青睐，乃武士的精神支柱。南宋高僧荣西为日本禅宗之开创者，同时也正是他把中国的茶种带入日本，并对日本茶道之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禅宗在日本广为传布，获得了新的发展，把参透“无”字放在最突出之地位，从而形成了日本禅的特色。

2 日本剑道的含义

日本武道主要是指剑道、柔道等武术之道。

“武士道”这一说法在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还不曾出现，最初被称作“武士之习”、“兵之道”或“弓矢之道”，到江户时代才有“武士道”的说法，就是在“弓矢之道”中加入了道德的成分，即“士道”。也就是说“武士道”原来就是“武道”。

说到日本武道，不能不说剑道，剑道是日本武道的主要内容，是武道的灵魂和代名词。剑道包括“剑术”和“心术”。剑道从形式上看是一种持刀剑或刺刀进行的格斗术，从思想上看包含日本自身的民族传统和禅宗，儒家思想。

　　剑道之所以称为“道”，而不叫武艺或武术，是因为真正的剑道不像武艺那样以杀人为目的。剑道或武道从技术上讲是如何杀人的问题，从道德上讲又有一个不该杀的问题。剑无疑是一种杀人的兵器，剑术就是杀人的技术。剑道不是杀人而是要除恶，是除一恶人而救万人，这才是剑道的根本。真正的武士不应该以杀人为目的。作为武士道的修养读物《叶隐》中，第二条就要求武士“应成为唤醒大慈大悲的人”。武士的刀应该是“活人刀”，而不应该是“杀人刀”。武士之刀首先是要杀自己“心中之贼”。

3 日本剑道的境界和禅宗

剑道不仅仅局限于“剑术”，近代的剑道要求达到“心、技、体”一致。要达到剑道的最高境界除了有高超的“技法”外，还必须进行“心法”练习，就是对心理状态的调整和修炼。

泽庵宗彭在他的《不动智神妙录》一书中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剑道修炼首要的是去掉执着之心”。即“心无所置”，就是面对敌人把心置于任何地方都不行，不把心置于所有的空间和所有的地点，也就是心不止于一处，

其次日本武士力求通过修禅达到“不动智”，即心止于一处。

“不动智”中的“不动”不是指静止不动，而是“动中静，静中动”。

泽庵所说的不动智，换一种说法就是“无心”。所谓“无心”就是“无停留处之心”。就是要处处留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剑出而心不追，忘却一切击法，只管出剑。杀人而勿置心于人。心悟人空我空、技空剑空，且于空心亦不住”。

再进一步，“无心”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执着。它是人自然具有的“本然之心”，泽庵所说的“本然之心”，就像流水一样，不断向低处流，不与高山争高低。执着、求胜心切往往反而失败，好像是“欲速则不达”一样。

另外，“无心”又指“平常心”。对于武士来说就是临战之心，只有时刻处于战备状态，才能集中心力。

“心无所置”就要求武士在拼斗的时候，不仅要将所练的一招一式运用自如，而且心就不能停留在生死问题上，要置之度外。武士每天都面临着生死，所以，作为武士的修养读物《叶隐》中，第一条就说“武士道就是超脱生死”，做到“生死一如”，只有在心理上做到“生死一如”，才能死中求生。泽庵所说的无置所之心和无心之心，是禅的领悟，同时也是日本剑道之心。

体验无心，靠头脑不行，只能用泽庵所说的“冷暖自知”的方法，自己去修炼。

此外，日本剑道的柳生派讲究“无刀取”的功夫。

柳生派的创始人柳生宗矩将其解释为，在没有刀剑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双手、扇子和身边的东西防身，柳生宗矩道破无刀的本质是：“不杀人，我们以不被杀为胜。”一味无故杀人不是日本剑道的目的，“不争胜负，不拘强弱”是日本剑道的本质，应该从这里去寻求日本剑道或武道的精神。

4 日本剑道中武士的教育

对武士的教育包括两个基点：实行儒家经典的教育是其一；对武术的训练是其二。

武术的训练内容包括剑、枪、弓等，主要以剑为主，而且武术锻炼是非常艰苦的。严格的武术训练只能提高手法和身法，武士面临的是战斗，这就不仅要武技，还需要勇气。武家更注意意志、勇气的锻炼。

关于勇气的锻炼，武家自有一套办法。比如，为了避免造成胆小，经常要在刑场、墓地、荒废的空屋做游戏，以消除恐惧心理。偶尔也要幼童利用夜间一个人去刑场，在首级上作一个记号等。

“勇武”是武士最基本必备条件，然而，光匹夫之勇还不行，还要有坚毅、不屈不挠等精神风貌。

剑道为达到最高境界，光苦练不行，还要悟性；光练手法、身法、步法不行，还必须锻炼心意。这样才能在实战中做到“手到、眼到、心到”，达到“物我两忘”。

日本江户时代后，剑道内容出现了大量道德成分，并逐渐成为培养武士精神的手段。而从批评的角度分析的日本剑道，发现日本剑道思想中的某些理念，例如忠、孝观念，容易为军国主义者利用，这种利用开始于日俄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到顶峰。二战中，日本天皇和军部法西斯对剑道进行恶意利用。

二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进行思想改造，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砍掉了剑道中不合时宜内容，从这一角度出发，切断了日本剑道与军国主义之间的纽带。今天，改造后的日本剑道又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

5 日本剑道与中国武术

日本剑道与中国武术在训练等方面有深刻的联系。剑道作为日本武道的重要内容，其道德内容来源于儒家的“德目”，剑道的技术方面内容，如训练和实战思想，也同样借助于中国儒家和佛家唯心主义说教的力量。

另外，我们从日本武道有关的一些术语，如残心、花、道、间等的内涵上，也可以看它的训练和实战思想与中国武术的关系。

　　日本剑道与中国武术在“运气”方面有共同之处，禅就是通过坐禅炼气、重视数息观的呼吸法。禅之所以为禅而区别于佛教，是它与中国本来就有的儒家、道家、阴阳家某些思想的结合。中国的太极和日本的剑道非常重视运气。在太极拳中，气无论运行到何处都不停留，就像江水滔滔不绝，连绵不断。

　　同“运气”密切相关的是“发声”，中国武术讲究“先声夺人”。日本剑道也很重视发声，发声配合呼吸，以声导气，以气导力。另外，发声与寻“机”关系密切，这里的机，即“时机”，也就是日本剑道中常常提到的“间”。日语里的“间”意义丰富，这里主要指武士在战斗过程中，间不容发，通过大喝分散对手的注意力，寻找进攻的机会，制造机会以“夺人”。

　　发声还与禅宗有很大关系，禅宗流派之一临济禅证悟的方式是大喝，或当头棒喝。所谓“证得身心脱落”也就是“震得身心脱落”。所以，临济禅很受修行人欢迎。

日本剑道与中国武术区别表现在：

日本剑道强调精神修炼，讲究“心、技、体”一致，以培养人格精神为特征，强调通过武道教育，培养“忠诚报恩，知耻尚勇”的精神。日本剑道强调在攻防技艺的磨炼中加强心身两方面的修养。

中国武术注重健身和练习形式，注重怡情，注重开展武术丰富多彩的内容，在我国民众心中，武术更多作为一种实用技巧，以求自卫防身，健身健体，调心养性。

　　参考文献：

　　[1]魏常海.日本文化概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140－141.

　　[2]梁晓虹.日本禅[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3.

　　[3]楼宇烈.东方哲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15.

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篇4

浅析唐朝文化对古代日本的影响

（作者：王媛媛 年级;2010级 学号：2104053578 )

摘要：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极盛期的唐代,其繁荣的文化,就当时的世界来说称得上无与伦比。这种繁盛的文化,既继承了本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为后世文化的延续做好了充分的积淀,更为重要的是,唐代文化以其独具魅力的辐射力度,深远地影响了邻近各国。而作为一个善于吸取外来文化的民族,日本也积极汲取着盛唐的先进文化。同时，唐朝兼收并蓄的的对外政策，更是促进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发展，盛唐先进的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传入对古代日本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关键字：中国 日本 文化 交流 政治 经济 遣唐使 社会生活

唐朝之于日本的交往，最重要的应是其遣唐使。618年唐朝建立后，很快出现国力强盛、各方来朝的局面。623年，曾为遣隋使成员的惠日上书天皇，认为“唐律令齐备”，应派遣使者。630年，朝廷任命犬上御天田为最初的遣唐使，出使唐朝。一直到894年菅原道真建议停止派遣止，日本前后共任命19次遣唐使节团，成行15次。另外褂?0次非正式的日本使者，唐朝也10次派使节团访问日本。遣唐使节团成员有大使、副使、留学生、留学僧、水手、医师等，早期200人左右，后期多达到500人左右，分乘四艘船，但到长安或洛阳的使节仅几十人。留学生、留学僧在唐朝逗留时间较长，深受大陆文化的影响，且回国后积极加以传播。遣唐使的任务除在政治上发展同唐朝的睦邻关系以及在经济上换取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外，更重要的是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律令、文化、佛教等。九世纪末遣唐使停止的原因主要是航路危险、唐朝衰败、政府财政困难、民间贸易兴起等等，但两国之间连续200多年的频繁往来，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来简析唐朝对日本的影响。

1．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

日本学习唐朝首先始于它的政治思想制度， 圣德太子当政的时候推行政治改革，确立了以儒、佛为核心的治国理念，他取代了以前的事性制度，原来日本实行的是事性制度，某一个事或者某一个性围绕着他，是这种制度。而圣德太子他引进中国的儒、佛之后呢，具体中国的制度制定了官位十二节制。
它包括德、任、理、性、制，制定官员的等级，然后并且根据佛教和儒家思想制定了宪法十七条，通过这些改革提高了天皇的权威，推进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但是在圣德太子这些政治家去世之后，大和政权内部出现了混乱，在公元645年，以中大休皇子为首的改革派，发动政变，推行新政，并且向唐朝派遣使者，这就是初期的遣唐使，但是这个遣唐使，一般的一组是四艘，那么每艘乘坐的人是一百人，所以说遣唐使的使节团最多的时候能够达到五百多人，在当时那个社会情况下，达到五百多人这么一个规模的使节团那是非常庞大的。这些遣唐史到了唐朝之后，把唐朝这种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制度带到日本，对推动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大休皇子他发动政变，雍立孝德天皇，他自立为太子，并且仿照唐朝将日本的年号改为大话，这就是大化改新。
那么在646年日本政府发布改新诏书，颁布新政大纲，据日本书记记载，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是废除皇族和毫族的私有力，私有民在这之前日本是实行的土地私有，还有私有民，老百姓也属于某个贵族。第二整顿国都和地方行政组织，实行国君制度，这也是模仿唐朝的。第三制作户籍记帐，实行搬田收受法。第四，制定新的收税法。此外为了国家的统一修改官位制，那么整顿身份制度，把老百姓分成良民和贱民。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新，像班田收受法，功绩公民这些都是当时唐朝的制度，大话改新是日本向唐朝学习建立律令制的开端。通过大化改新，日本增强了国力，也促使日本开始从各个方面开始学习唐朝文化。

在统治思想方面，天皇朝廷大力提倡儒学和佛教。政府建立培养官吏的教育机构，中央称为“大学”，地方称为“国学”。大学的学生为官五位以上子弟，考试合格者录为官员，但根据有关规定，五位官僚以上的子弟可自动成为官员，即所谓的“荫位制”，因而大学不过是强化贵族子弟的文化修养之地。大学的课程有习《论语》、《孝经》等经书的明经道、习律令的明法道、习汉文历史的纪传道等。国学的学生多为郡司子弟。佛教在国家保护下继续兴盛，圣武天皇在741年下诏建立国分寺，即每个“国”建立一个国家寺院，同时在743年下诏造大佛塑像，历经10年终于建成东大寺大佛。当时还有“七大寺”以及“南都六宗”之说，也就是建造药师、大安、元兴、兴福、东大、西大、法隆等七个较大的寺院及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律等六个佛教流派。但在奈良时代初期，主张“若顺经典，能护国土，如违宪章，不利人民”的法相宗深得朝廷的支持，因而比较兴盛。754年，大唐和尚鉴真东渡日本以后，天皇朝廷赐田地，建寺院，予以支持，因而律宗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由于佛教的国家化，当时名声较大的僧侣既是宗教家、学者，又是地位较高的政治家，深受天皇的信任。

此外，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年）颁布《大宝律令》，养老二年（718年）修成《养老律令》，几乎全是抄袭唐朝的律令制度，行颁田制，造户籍，修京师官署郡国驿站，都是模仿唐朝的做法。其后日本的几代天皇持续不断的推行律令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吏制度、身份制度、土地制度和税制、编译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和裁判制度，这样以律令制为基础的封建国家制度基础完备起来了。

二，文化艺术方面的影响

通过中日两国频繁的交往，在日本相继出现了受唐文化影响的白凤文化、天平（奈良）文化和平安前期（弘仁·贞观）文化。

白凤文化是指从645年大化改新到710年迁都奈良前一段时期的文化，由白雉年号（650—654年）而得名。这一文化仍以佛教文化为中心，但前期受大陆六朝文化影响，后期受唐朝文化影响。天武天皇时期确立了以伊势神宫为中心的神祇制度以及新天皇即位的大尝会制度，同时大力保护佛教，实施佛教国教化，为此建造大官大寺、药师寺等官寺，举行讲解护国经典法会。各地贵族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氏寺，692年时，全国共有545所寺院。作为白凤文化的代表，当时遗留下来的代表性建筑有药师寺东塔、山田寺回廊等，雕刻有药师寺金堂药师三尊像等，代表性绘画有法隆寺金堂壁画、高松塚古坟壁画等。另外还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创作的汉诗作品以及额田王、柿本人麻吕创作的长短歌、和歌等，其作品收录在奈良时代编撰的《怀风藻》和《万叶集》中。

虽然天平文化取自圣武天皇在位时的天平年号（724—748），但在广义上是指整个奈良时代（710—794）的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深受盛唐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包含佛教文化在内的贵族文化。这一文化首先体现在为树立天皇家族神圣权威而编撰国史上。712年成书的三卷本《古事记》，利用假名表记，以天皇家族为中心，讲述开天辟地、天孙降临、神武东征、武尊讨伐至到推古天皇的故事，内容多神话传说，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形成时期的某些痕迹；720年成书的30卷本《日本书纪》，是汉文编年体史书，内容从神话时代一直到697年的持统天皇，史料价值较高，但仍需要批判分析性引用。官府修史持续到平安时代中期，共有六部用汉文撰写的历史书籍，即《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书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包括《日本书纪》在内，统称《六国史》。另外在713年，朝廷命令诸国编撰山川名称来源、乡土特产、古老传说等，即汉文记载的地方志《风土记》，目前仅剩常陆、出云、播磨、丰后、肥前五国的《风土记》，而且大多残缺不全。
在文学艺术方面，奈良时代也较前一个时代出现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以假名写成的《万叶集》收集了759年以前的约4500首和歌，作者从天皇到平民、关东的农民及服兵役的防人等。继白凤文化时期的额田王、柿本人麻吕之后，山上忆良、大伴家持为奈良时代的歌人代表，统称为四代歌人。奈良时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东大寺法华堂、正仓院、唐招提寺等，代表性雕塑有东大寺法华堂执金刚神像等，代表性绘画有鸟毛立女屏风——树下美人图等，均具有盛唐文化影响的痕迹。特别是在收藏皇室宝物的正仓院中，其物品充分显示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八世纪末到九世纪末的平安初期（弘仁•贞观）文化仍深受唐文化的影响，但在这一时期，民间佛教兴起，而且将外来宗教与本地宗教加以混合，形成“神佛习合”。著名僧侣最澄随遣唐使到唐朝，回国创天台宗，自建戒坛，确立了延历寺在日本佛教界的中心地位。另外一个著名僧侣空海亦曾在唐习密教，回国创真言宗。两流派均主张山中修行，因而其寺院据山形而建，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室生寺金堂、五重塔等，其中的佛像也多带神秘感。另外，由于采用汉文，中国文学史上的形式风格乃至思想内容都影响到了日本，并给日本以文学启示。日本最早的汉文诗集是《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都成于唐中叶，深受六朝到唐初骈体文的影响，最古的和歌《万叶集》，日本人比做中国的《诗经》，五七调的确立，系仿中国五七言诗，长歌系仿乐府古诗，诗歌体裁或仿刘伶《酒德颂》，或仿李白《月下独酌》等。此外，如游宴，赠答，和歌，题咏，送别等，大抵皆袭取唐朝诗人意境，日本最有名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铜壶卷，就受到了白居易《长恨歌》的启发。

由于政府官员多为擅长唐文化的文人、学者，而且宫廷常召集咏汉诗的宴会，因而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汉诗集，致使该时代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国风黑暗时代”。
唐代中国经济文化均为世界翘楚，稳定的统治，开放的政策，便利的中外外交通均为唐文化的对外散播打开了便利之门。

327年，佛教从中国传入高句丽，并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日本入唐学问僧人除将中国佛教各宗派带回日本外，归国携去经典极多。日本奈良时代（710---794）的所谓的古京六宗，均为中国的宗派，如唐初道昭,智达，智通来从玄奘受学，其后又有智风，玄肪来从智周受学，归国后分为南寺，北寺两传法相之学而成立专宗，日僧道光先入唐学南山律，后中国鉴真法师赴日传法，日本又成立了律宗。

入唐学问僧人除在弘法传教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外，还极大推动了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空海，空海来唐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研究佛学，但他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不仅限于佛教，除了将大批佛典等带往日本外，空海等带回的典籍还包括《刘希夷集》，《王昌龄集》，《朱千乘诗》，《贞元英杰六言诗》，《杂诗集》，《杂文》，《王智章诗》等大批诗文作品和唐代书法作品，由他编纂的《篆隶万象名义》，则是日本第一部汉文词典，对唐朝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另一部重要的著作《文镜秘府论》不仅促进了日本对唐朝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而且是了解汉唐文学史的重要资料。

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三，社会生活的影响

公元709年，日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设规模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宽度与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也有“朱雀街”“东市”“西市”等名称。8世纪后期，日本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长安建都城。日本建于7世纪后半期至8世纪后半期的难波京，平城京，长冈京，平安京，其平面均作长方形，以南北中轴线纵贯城市正中，于轴线北端置宫城，轴线左右两侧对称的布置里坊，显然，模仿了唐长安的特点，特别是平城京（今奈良)和平安京（今京都），不仅都城的形制和布局仿效长安，连太极殿，朱雀门，朱雀街等名称也是袭用长安城的。京都设大学，各国设国学，学校教授经书。

鉴真和他的弟子作为传播唐文化的“使者”，除将律学带带日本外，他们对于天台宗义也深有研究，带到日本去的经典中，以天台章书最为完备，因此，他们是天台宗传到日本去的先驱者。同时，由于鉴真的博学，使他在双目失明情况下，仍在校订日本佛学经典以及医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由于在出国前着意延揽了各方面人才，鉴真和他的弟子们对日本天平文化在汉文学，雕刻，绘画，建筑等各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鉴真与他的弟子们在759年（日本天宝字三年）营建的唐招提寺及寺中卢舍那佛，作为日本国宝，至今仍屹立在奈良市，提供了唐朝建筑影响日本的一个典型例证。

与此同时，日本人的生活习尚、节日风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响。在生活习惯上，也习染唐风，学会唐朝制茶方法，后发扬光大，形成独具风格的茶道，日本人也在重阳节登高，日本的传统服装和服也是由唐朝服装改进而来，他们还向唐朝学会了制豆腐、酱油、榨糖、缝纫等工艺，围棋也于此时传入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保存的许多文具，衣饰，屏风，乐器等都来自唐朝。唐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正如日本一位汉学家内藤湖南所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碱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了。这深刻地说明唐朝对日本的影响是多么大--它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输入对日本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如果没有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输入，那么日本的历史就会发生改变，他可能还要在黑暗当中摸索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正是因为有了唐朝对它的影响，所以它才很快的发展起来。所以我认为这对它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么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中国文化开始在日本这条未开的土地上播撒下了种子，它是一个未开的土地，未开发

的土地，我们中国人在那儿撒下种子，并且生根发芽，为日本本土文化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中国当时的文化，那么就没有日本的本土文化进一步的发展。

但我们决不可坚定的认为日本文化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的确正如前边所叙述日本文化中包括着太多了中国元素如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等，这些都可以认为是在历经千年的历史中日本对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吸收的结果，日本建国之初，我们刚才说了，不但借用了中国的汉字，而且引进了当时唐朝几乎所有政治经济法律以及文化典章制度，还把汉诗和文章作为做官的必要条件，江户幕府时代，日本就将儒学作为日本的核心价值观，而且这种做法延至到了明治时期，可以说，中华文化深入到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说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母体似乎并不为过，但是如果我们做进一步思考的话，这种比喻或者说是判断是不准确的，首先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讲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日本列岛自古就有先人居住，在绳文时代也就是公元一万两千年到公元前三百年以及民生时代公元前三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段时间日本列岛已经存在原始部落和古代文明，尤其是在这个民生时代水稻耕作技术已经传入日本，农耕文化已经诞生，日本文化中虽然有很多中国元素，但根本上还保留着其自身农耕文明的基因。 吸收外来文化，最重要的在于选择消化，日本模仿盛唐教育制度而不兴道教，抄袭中国典章而不用宦官，效法宋明社会礼俗而不学缠足，殊不失为明智，看日本消化中国文化的成就，可以给我们创造新的现代文化以不少启示。

中日文化的比较学习，使我们感受到了唐与日本交往中所显示的强盛，同时还感受到日本民族是一个非常善于向先进文化学习的民族，这种好学精神有利于推动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唐日友好往来的历史也告诫后人，只有和平友好往来，双方民族才会共同进步与繁荣。

注释：